4月22日晚，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召开第一期视频学术研讨会——中国产业链的风险、挑战与对策，邀请专家研讨中国产业链断裂或外迁问题。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陈炳才主持了会议。来自多个机构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议研讨简单综述如下：

陈炳才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产业链不断创新和发展，导致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二战以后，整个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使得这两个国家很快恢复了工业化地位。之后是亚洲四小龙，金融危机以后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在产能过剩和国际市场基本上趋于饱和的情况之下，面临着发达国家进行实体经济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从2008年就开始了，2017年以来在加快。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很多人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分水岭，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了大衰退或大萧条，尤其是现在没有疫苗，后面还会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这也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竞争。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出现了产能过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产能过剩以后有巨大的外部市场空间，但我国从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工业化过程已经伴随着全球化，成为全球最大产能国家和供给国家，再往后想打开一片市场可能会比较难。市场相对饱和或稳定，国家之间的产业链竞争就更激烈，未来我国产业链的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和外资转移的挑战和压力。我们要做好应对，既要防止卡脖子的事情，更要做好应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市场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所副所长廖峥嵘认为，产业链随着全球分工加深，它一方面在拉长、在延伸，最近的情况出现变化，它某种程度上在缩短。随着数字化新经济的出现，有些跨境的人员、商品流动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又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的态势，这是在疫情发生前。地区来讲，全球形成了三大制造业中心，在北美以美国为中心，在欧洲以德国为中心，在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我们整合了区域的产业链。

我国的产业链外迁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这个阶段，迁移的主要考虑还是成本因素，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向越南这些地方转移。2017年以后，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包括政治因素、关税，成为企业外迁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要预期中国市场还有多大，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能不能卖到全世界，要考虑未来市场可能性的问题，地缘政治因素等。在疫情发生前有产业链迁出的情况，但没有形成很大的潮流。

这次的疫情与以前几次全球大流行病不太一样。以前病疫流行没有对国际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说，今年的经济是负增长3.0%，这是很吓人的数据。进入衰退是肯定的，但是是不是萧条还在争议，大萧条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持续时间太长。我们这次（疫情）不一样，我们这次货币政策跟它也不一样，当时信贷缩减了30%，货币政策是反向操作的。

有一现象值得重视。以前遇到大流行病的时候，不管各国政府之间处于什么样的敌对状态，基本上放下屠刀，合作应对。在冷战时期，像美苏曾经共同抗击天花。1942年抗日战争时，华北流行过一次瘟疫，我国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双方确实采取了救治措施，暂时停止交火。这次非常奇怪，美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和政策，疫情对美国的创伤也很大，但美国采取的措施却是敌对的，估计疫情后这种趋势会加重。

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核心应该是提高产业链整个链条上的竞争力，越往上产业链的韧性越大，越往下分工越细，对上游的依赖度就越大，我们越往高端走，越不容易被左右，而是我们来左右外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认为，产业链外迁与中国制造外迁是两回事，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是制造业的外迁，不是所有的产业链外迁。这次疫情期间，充分显示出来了中国在产业链里面的地位，武汉一封城，湖北一瘫痪，全世界的汽车业都瘫痪了，全世界大企业的汽车零部件来自于那个地区，那个地区不供货了，就瘫痪了，下游无法接着生产了，日本、韩国、德国的生产都停了。现在美欧，包括日本开始担心对中国产业链依赖太大，如果中国一断就全断了。美国人发现，其制药的原材料来自于中国，占制药业80%以上，有人说85%，也就是说虽然有些药是美国本土造，但药的原料是中国提供的，他们非常担心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如果中国把这个产业链切断了，后面就做不出药来了。除了美国以外，欧洲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在90%，他们都在考虑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要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把部分生产转移回去。这种想法能不能做到，最后取决于政治意愿。特朗普现在用的这些法律和方法，紧急状态，就是国家的法律，下一步从紧急状态继续走下去的话，就可以变成战时经济管制，强迫企业搬回来，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企业必须服从。美国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政府发号施令，让企业生产什么东西，完全破坏了市场规则。这些都可以做了，为什么不能让企业往回搬呢？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千万别以为，世界上只有市场经济。政府是万能的，政府是可以在紧急状态下破坏市场经济，破坏市场规则，强迫让企业服从，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次美国做了，欧洲也要做，欧洲甚至讨论疫情严重的时候，大规模国有化，把那些关键领域的企业全部国家包下来，国有化。从80年代以来，私有化成风，现在他们遇到了疫情，国家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就要国有化。目前在经济学界，思想状态全部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长远来说，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就要健全自己的产业链，以自己产品为主的产业链，只要做到这一点了，产业链百分之百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全世界都翻了天也不怕，因为本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有可能全球都会很长时间比较萧条，起不来。货币政策随便发钱，看看石油市场的情况就知道，乱发钱的结果是整个价格体系全面混乱，没法恢复经济，市场没有标杆了，价值体系乱套了，经济无法回到正常，投资也不能投了，什么也不能干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不相信跨国公司能搬出去，是因为我假设有一个前提，全世界都乱了，只有中国现在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谁要离开这个市场，就是自寻死路，看看其他国家的表现就知道了，南美又慌了，阿根廷马上又债务危机了，阿根廷债务危机了，美国金融公司全部被拖进去，欧洲金融公司全部被拖进去。所以，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地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认为，我国产业链搬迁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综合成本上升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他们有成本优势，有更优惠的政策。第二阶段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中国产业加速转移，去年确实影响非常大。美国在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强行要求贴牌企业撤离。第三阶段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产业链转移，这个要高度重视。当然，我国高技术的发展，使用外资的比例是增长的，今年一季度增长了15.5%，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服务都分别增长了28.5%、62.4%、95%，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我们现在的结构优势。

目前会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搬迁？目前来讲不至于，走的个案肯定是有的，但是大规模的搬迁短期之内还不至于出现。我们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能力，营商环境都是向好的，不太会出现大规模的搬迁。

国际上的产业链转移最典型的模式是日本，日本的跨国公司集群是投资带动产业链转移的模式，龙头企业引领，如丰田企业带动它的配套企业跟进，集群式的投资，当然他走的时候也会抱团。

未来发达国家对我们产业链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是值得未来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够过分的悲观，但绝对不能够盲目的乐观。疫情虽然是短暂的，但会深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格局的变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变化。这次明显的事实是制造业体系非常完备和发达的发达国家就感觉到了不安，感觉到了产业安全对它的影响，它就是要考虑战略布局，要调整，必然要回去或多点布局，转移到印度、越南、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鸡蛋不会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产业链怎么样取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主的产业链，一定是全球分工的结果，越是技术复杂的行业，越是高技术的产业链，它会越长，分工会越细，通常由多个国家来完成。比如说，计算机、飞机、汽车这样的产业都是这样的。我们期待的所谓的内循环完全是封闭式，这是不可能的，原则是人力资本优势、成本优势、安全需要这几个方面。 

特别要注意，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会更加严重，设计及安全领域，生活必需品、原料药等等，也有可能进行产业链的重新塑造。

中国大健康产业基金总裁叶子青认为，产业链转移也不是那么一时半刻的事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一些产业链必然是要转移的，如在中国市场销量下降了，像以前的三星，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比较大的，像汽车产业，大众通用不太可能转移走，没有必要，大部分都是利益关联的。新增产能还是有可能转移的，因为他们的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要评估对中国的风险，新增的不一定放在中国。按照以前肯定是放在中国，因为中国的产业配套比较齐全、价格比较低廉。现在情况不同，按照美国联邦政府的说法，要分散一些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这些新增的80%不会设在中国了。

有一些制药企业跟中国关联度比较高，原料药有一些是要转移走的，技术比较好，产业链比较高端，这些肯定是要转移走的。像医药中间体，污染比较大、利润比较低，在中国比较多，搬迁的可能性很小。有一些跟我国产业关联度很大，他们政府又觉得比较有威胁性的，这要看企业和美国政府或者德国政府、日本政府的博弈了。总体来说，企业肯定会有所改变，除了算经济账之外，还要算长期安全账，风险账。现有原料药的转移几乎不太可能，如果新建药厂的话，肯定不会再到中国来设置了。健康产业中的医疗器械，有高端技术的，本身没有在中国设厂，像呼吸机需要传感技术，我国企业从境外进口传感芯片。中国很少的企业做医疗传感、生物传感芯片的研发，都是美国设计好了，我们来加工的比较多。传感器有问题，产业上不去，像航天长峰碰到了这个问题，产量上不来，因为这个传感器是德国那边进口的。

我认为，产业没有低端、高端之说，只有上游一点、下游一点、中游一点。任何产业都共有的社会功能就是就业。企业只要能够有市场，能扶持的还是要扶持，不能让企业倒下来。老板要自救，政府也要给适当的宽松条件，让他能够维持，尽可能保证产业链的完整，如果断裂了，未来想修复是很困难的。对于外企，所有的外资企业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是铁板一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涛认为产业链大规模外迁的可能性不大。首先，自从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一直在推行制造业的回流，这么多年过去，效果怎么样呢？特朗普上台减税之后，制造业回流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次疫情，使得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了，全球化趋势是有曲折的，也是反复的，本次的危机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硬仗，提高制造业产业链健全性才是关键。第二，各国在疫情期间在构建安全的产业链体系，如日本跨国公司接受采访说，原来是在一个国家找两个供应商，现在一个产品就在两个国家造，每个国家有两个供应商，这样的话会出现更多的厂商，会形成全球制造业多中心化，有的向东南亚转移、向拉美这些国家转移。第三，跨国公司是不是搬迁生产产业链？企业完全根据利益最大化来进行抉择。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是一个案例，它在本国根本没有办法实现量产的情况下才把工厂搬到上海。我们去年走访了贸易战影响下的企业，很多公司说不会动中国的产业链，只是把订单转移到国外。第四，中国具有不可取代性。苹果手机一个图纸的改动，在中国马上可以生产出来，在其他各国做不到。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各个跨国公司不可忽略的，整个市场的组成部分，比如说特斯拉，搬迁到中国很大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国内市场，他做得非常好，在去年整个汽车产量的销量都在下滑，特斯拉的产量逆势上涨，因为它的特点构成并不是轻易想搬就搬走的。第五，疫情的影响会造成我们对于新基建的关注，因为疫情的影响是不接触，远程办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5G，这是我们国家目前非常重视的，而且也投入重金，新基建重要的部分都在这一块，企业也会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空间，企业也会想制造数字化可以落地，印度、东南亚和我们国家没法比，故疫情后，我们国家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整体来看，这次疫情的影响，产业链的外迁，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邹欣认为要防止政治因素带来的产业链外迁。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产业链外迁。产业链的转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球一体化条件下比较优势的原则，这种转移从发达国家到现在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我们从产业转移当中分享了很多的成果，这也不是我们所担心的，而是这个转移作为这个企业遵循的是逐利的原则，哪里成本低、哪些有市场、哪里有利于他的发展就去哪里转移。现在我们最担心是因为国际政局的变更带来的外迁挑战。首先是中美贸易战，很大程度上，特朗普走了逆全球化，为什么逆全球化？他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这个产业链上他没有占什么优势，中国加入了之后，中国的体量太大，把平缓的产业链破坏了，打乱了西方国家非常安逸的生活。疫情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恐惧，因为对中国的依赖太大了，我们对世界的依赖也太大了，我们也看到了恐惧。我们把疫情控制住了，我们复工复产了，但是很多拿不到订单了，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不能没有世界，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能太乐观了。

疫情过去之后，整个产业链怎么办？可能不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的产业链转移，而是人为的转移，迫于政府压力的国内或者区域化转移，发达国家抱团，或者说他们要去中国化，这对我们所带来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以后可能不是一个全球化，而是一个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链转移，我们不能太乐观。

当务之急的事情是应该增加诚信，增加透明度，提高监管能力，适度的开放，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化。在政策方面，现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宽松的，一定要保住我们的中小企业，这是民族企业，中小企业不能倒了，倒了以后，涉及到产业链会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外宣传，要利用西方媒体敢说话、敢跟政府对着来，对我们进行正面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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