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召开第一期视频学术研讨会——中国产业链的风险、挑战与对策，邀请专家研讨中国产业链断裂或外迁问题。以下为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教授邹欣的发言实录：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中国产业链转移问题的视频会议。前面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很多观点，受益匪浅。在此，我想补充几点我个人的关注与看法：

一、我们担心人为的产业链转移

产业链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转移，即比较优势基础上，全球一体化分工的结果。其遵循的是利益驱动、市场竞争和资本自由流动等原则，这种转移结果并不可怕，反而有利于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均完成了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转移，我国也正在尝试通过“一带一路”来实现产业链的转移和升级；另一种转移是人为的转移，即迫于政府的压力，国家的管控和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动所驱动的产业链的被动转移。其结果将导致逆全球化的区域化或国家全产业链化，这种形式人为切断了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以次优取代最优，以国家利益取代市场、资本和消费者利益，这应该是我们所担心的。

二、疫情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格局会变吗？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各种噪声使很多人非常担心疫情后的逆全球化或去中国化。对此，我的观点是格局一定会变，只是变的方式、时间、程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首先，中美关系很难回到从前。为确保美国的霸权和垄断，特朗普政府一定会进一步推行去中国化策略，以更多的双边和区域合作取代多边联盟和全球化产业分工，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手段迫使制造业回归美国或逃离中国。

其次，这次疫情使更多的国家看到了国际产业链分工太长、太深的弊端，以及对中国产业链的过度依赖。疫情过后，不仅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中美站队的考虑，敦促部分产业回迁或迁离中国，减少产业半径，缩短全球产业链。

最后，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分工合作中，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则认为中国打破了原有WTO规则下的国际分工秩序，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人太勤奋，具有鳗鱼效应。中国的参与破坏了国际产业链的平滑，既缩短了产品的成长期，使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难以获取超额利润，又凭借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加剧了产品成熟期的同业竞争，破坏了西方国家原有的安逸生活与工作环境，使其充满压力与危机感，尽管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市场规则，但仍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习惯了安逸，因此，疫情后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和产业链的外移压力。

三、世界真可以去中国化吗？

我觉得很难，至少短时间内很难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不会外迁。刚才各位专家谈了很多相比于东南亚各国，我们很难被替代的优势，其中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素质、完整的专业化分工配套能力和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优秀品格。我觉得很有道理，但也不应过于乐观。首先，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会向东南亚和非洲分流，因为那里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劳动力成本具有绝对优势；其次，对于适合流水线作业的加工制造业，也一定会向发达国家部分回流，因为那里劳动力虽然不具优势，但其它要素成本具有绝对优势，且智能化、机器人可以替代熟练工人。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趋势，未雨绸缭，防患于未然。

四、我国产业链该何去何从？

既然原有的全球一体化的国际产业链深度分工合作有可能被打破，而我国更倾向于国际化，故必须面对现实，掌握主动权，为此：

首先必须对国际局势有可能产生的变化做充分、理性的分析，并通过各种外交和其它手段，促进产业链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疫情后完全切断国际产业链分工合作是不可能的，只是产业链的长度和深度会弱化，全球化可能为区域化所替代，因此，在区域化的进程中。要积极参与，变被动为主动，而防止被边缘化。要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的作用，做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分工与合奏，也要与发达经济体加强分工、合作，以便大大缩短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离不开世界，中日韩和东盟10+3也许会有更多更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潜力。

其次应尽快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中国产业链发展战略，明确中国产业链的瓶颈、优势和战略产业。疫情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战略产业，无论产业链转移，还是对外开放，国家、国民安全都远远高于经济利益和外交关系；对于瓶颈产业，一方面应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国内自主创新、创业，同时应加大引资力度，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设厂或并购转移。虽然疫情后国际格局会产生某些变化，但资本永远是逐利的，西方国家政府的意愿未必会是企业的最终选择。只要我们的政策足够优惠、环境足够安全、生产成本足够低、市场足够广阔，利润足够丰厚，深受中美贸易战之害的美国企业，也许就会选择外迁或到中国设厂的方式来外逃避特朗普政府的制裁；对于中国的优势产业，则仍可继续发挥其出口导向作用。

再次，这次疫情加剧了我们的困境，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面对。外界的各种噪声，很大程度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不信任，以及我们自身的不完善。对此，必须全力完善我们的制度法规，增强透明度和诚信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增强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化的程度；同时应鼓励西方媒体更多地了解中国，宣传中国，使更多的外国民众和企业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最后，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力保住中小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这不仅关系到就业和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国际产业链的存续。企业倒了，重建就难了，客户没了，再想拉回来就更难了。疫情的前半场，企业无法如期交订单，疫情的下半场，企业复工复产了，订单却被纷纷取消，而且短时间内，很难恢复正常。对此，政府一方面应协助企业继续与海外客户沟通联系，同时应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刺激国内消费，这也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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