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30日特朗普表示，将把原定7月举行的G7峰会推迟至9月或更晚，并拟扩大和邀请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和印度等参加，但德国表示默克尔不会参会。7国集团的影响力还能像以前那样那么重要吗？
   
7国集团可能需要扩大，但对俄罗斯加入认识不一致

七国集团（G7）诞生于冷战时期的1975年。20世纪70年代初，接连发生了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冲击，带来世界经济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在法国的倡议下，1975年11月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组建六国集团，以协调和应对石油冲击、经济危机，次年加拿大加入，7个工业化民主国家（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集团正式成立。

G7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峰会，同时举办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安全和能源政策等内容。当然，在发动科索沃战争及费用分摊、推动广场协议、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予以应对等诸多国际问题上，G7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20世纪末25年至21世纪初前7年全球经贸治理的风向标。

俄罗斯1997年正式加入7国集团，2014年7国集团因乌克兰危机拒绝以8国集团形式举行峰会。特朗普上台以后，提出允许俄罗斯回归G8，但作为G7重要成员的欧委会主席图斯克在2018年加拿大的G7峰会上表示，“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7是个幸运的数字”，委婉地表达了态度。这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让俄罗斯参加7国集团会议，英国和加拿大都表示反对。6月2日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再次明确，美国作为G7轮值主席国，有权发出宾客邀请，但改变成员国构成“不属于轮值主席国特权”。

G7未来命运如何？

特朗普表示，“我不认为它恰当地代表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当过时的国家集团”。这表明，G7的作用和地位今非昔比。

第一，内部分歧制约了G7作用的发挥。源自应对外部和内部危机而成立的G7集团，当今面临诸多自身严重危机，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调整和适应。如果以前的协调和应对，尚能同心协力，而今天各国有点自顾不暇。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采取改变“切蛋糕”方式，貌似在其任期前三年实现了经济的良好表现。但是，美式法则已经难以“服众”。在推动北美自贸协定（NAFTA）向美加墨协定（USMCA）转型升级中，加拿大被美国以232钢铝关税所要挟，不得不接受更多的乳制品购买等义务。6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欧盟、英国、意大利等十个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除此以外，在气候变化及相关的能源政策问题、伊朗核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经费等诸多议题上，G7成员已经基本没有共同利益诉求。事实上，美国在G7中的地位与成立之初比也大大发生了改变。以前6国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今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国总和。这种地位的转变，也使得美国敢于轻视盟友，在军备费用负担和谈判要价上实行美国优先。

第二，货币政策已经几无协调。G7成立后的利率、汇率政策协调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如今已经名存实亡。2008年美联储开启量化宽货币松政，欧元区央行也跟随采取了量化宽松，日本也加入，英国、加拿大也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而2015年12月后，美联储开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门，提升利率，G7的其他国家仍然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几乎没有调整。新冠肺炎COVID-19在美国爆发和蔓延以来，为抗击疫情，美国向市场投入超过3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和无限供给的货币政策，其他成员也采取了救助措施，但其他G7成员的财力有限、货币政策不能自主（欧元区国家）以及货币的国际地位不及美元都使得其难以效仿美国。

第三，G7作为整体的全球经济影响力明显下降。按照名义GDP计算，G7在全球的占比已从成立时的70%逐渐降至不足50%。事实上，占比的明显下降开始于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G7的经济总量比重。与之相对比，G20所包含的经济体在G7成立之初的GDP全球占比约为80%，近年来仍保持在77%左右，除G7成员的GDP全球占比则从10%持续增至约三分之一。当然，经济总量占比本身并非一定与全球影响力呈现同比例变化，但经济规模占比对类似G7集团的影响却十分重要。经济总量体现了市场需求，也决定着全球供应链的分布。以响应发达经济体市场需求为主的全球供应链正逐渐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国际贸易创造了更多机会。经济的增速影响着市场的信心和国际投资的流向，资金和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多寡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数据显示，G7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中比重的下降的趋势目前较为稳定，逆转提升并不容易。

第四，新冠疫情使得G7的相互信任弱化。疫情已经直接推迟了G7峰会举办的时间，如果美国仍然未能大幅降低感染率，有可能错过今年的举办窗口，或者只能通过视频方式举行。而视频会议就失去了此前G7所创造的非正式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增加了各方达成共识的难度。各国对经济复工与控制疫情的态度与措施不同，此类政策难以有效协调。而在疫情严重期间曾经出现G7成员间截留防疫物资的举动，影响了各方间的相互信任。有效、可靠疫苗的研发成为全球抗击疫情的重要方式，也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新博弈。面临疫情考验，G7成员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压力陡增，不仅会左右政府的施政重点与方向，而且可能引发反对党以抗疫不力的指责，增加政局的不稳定，进而影响G7参与方协同意愿的发挥。基于成本和收益分析，如果G7成员都无法从参与中获益，恐怕这一机制的未来也不太可期。

第五，20国集团的兴起可能替代G7的作用。伴随全球经济重心的调整和产业国际转移的快速发展，G7成员通过政策协调的全球影响力明显减弱。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二十国集团（G20）上升为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等国的加入大幅扩充了参与方的协调能力，为经济危机后的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加入带来了更多新的理念，向市场注入了更强的信心。提升经济总量、支持多边经贸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中小企业利益、推动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创新发展合作，G20不仅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协同政策的场合，也为开展双边、诸边的领导人对话创造了机会，有助于避免因沟通不畅和误判导致的对抗升级。2018年阿根廷G20峰会后的中美领导人双边会晤，就为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按下了暂停键。

展望未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远不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的7国集团自身问题众多，世界可能需要新的集团组织来替代7国集团的角色。

或许，G7真的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