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中的企业和政府、民众诉求不同,对全球化的态度和行为也不同。由于经济和贸易地位下降,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行为将继续博弈,企业也许会屈从政治需要。不能简单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向前的,需要新的谋略。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展和蔓延,一些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专家开始担忧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会进一步升温。过去几年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被很多专家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一个主因。如果逆全球化升温,必将进一步打击全球贸易和投资,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全球经济陷入长时间的低迷状态。
一、用主体分类法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和取舍
后疫情时代,也许会有更多的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和定位经济全球化,可能对此前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和政策取向做出重大修改或调整,不排除个别国家会采取逆全球化的极端举措。因此,当下深入思考和剖析经济全球化问题并做出预案,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已经存在且具紧迫性的课题。认识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态度的转变,有必要走出目前的框架,构建新的方法论和模型。
经济全球化涉及到三方利益主体,企业、政府和民众,或者说是企业家、政治家和民众。在经济全球化面前,他们的利益未必一致,甚至存在冲突。当三者存在最大公约数时,全球化发展就快,最大公约数变小时,逆全球化就会逐渐抬头和上升。
企业是全球化的最有力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经济全球化最符合企业或企业家的利益最大化,企业家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唯一确定的受益者。越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越是市场规模的全球化,越有利于企业规模化、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政府在经济全球化中会随着国家经济地位变化以及全球化不同的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态度。政府或政治家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全球化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时,必然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和做法。相反,则必须反对全球化,并会采取逆全球化的态度和举措。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尤其是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高。但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份额下降较大。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18年的24%不到,下降了近6个多百分点,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合计的GDP占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因此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不奇怪。未来经济全球化可能持续发展和深化,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在逐渐转化,博弈增加。作为主导国家的美国压力更大,态度可能更生硬。
主要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变化 单位:亿美元
|
1990 |
2000 |
2005 |
2016 |
2018 |
2018/05 |
全球 |
217961 |
318002 |
447954 |
756416 |
857908 |
91.52% |
美国 |
57572 |
97648 |
124165 |
185691 |
204941 |
65.06% |
占比% |
26.41 |
30.71 |
27.72 |
24.55 |
23.89 |
3.83 |
德国 |
17074 |
19002 |
27949 |
34668 |
39968 |
43.00% |
法国 |
12393 |
13280 |
21266 |
24655 |
27775 |
30.61% |
意大利 |
11334 |
10973 |
17625 |
18500 |
20239 |
14.83% |
英国 |
9895 |
14428 |
22016 |
26189 |
28252 |
28.32% |
加拿大 |
5742 |
7145 |
11138 |
15298 |
17093 |
53.47% |
合计 |
114010 |
162476 |
224159 |
305001 |
338268 |
50.91% |
占全球% |
52.31 |
51.09 |
50.04 |
40.32 |
39.43 |
-10.39 |
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相对复杂。一方面,从作为购买方的角度看,一定是受益者,另一方面,从作为劳动者的角度看,既可能是受益者,也可能是受损者,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居高的工资使得这部分民众以及所在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尤其是中低端的制造业中处于劣势,于是制造业从这些国家迁往工资低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这部分民众的就业困难和失业增加,于是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很多传统的工业区纷纷成为“锈带”、“贫民窟”,城市严重衰败,美国工人的工资长期不能提高。英国脱欧公投之所以能够通过,也是底层民众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从而投出了支持退欧票。
企业和政府在全球化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但企业可能要屈从政治需要。在经济全球化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边界是不同的,因此,他们之间往往存在冲突,也是博弈最激烈的两方。政府只为国境内的居民服务和负责,不必考虑国外民众。从GDP最大化和充分就业的角度看,企业永远待在国内最好,技术如果完全封锁而不是扩散到其他国家,这就会更好的保持本国的技术优势和实现充分就业。但是,从企业角度,为了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必然追求自由,边界越大越好,只要允许,就会不断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从工人工资高的国家向低的国家转移,而且对于无法进入的落后国家,只要这些国家愿意付钱,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乐意将在本国已经落后和闲置的技术卖出。这种技术转移从转出国的政府角度看,未必是受欢迎和鼓励的,因为这会培养和增加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手,可能不利于本国政府目标的实现。这些问题和困难一直存在,但是在经济遇到困难尤其是出现全球经济衰退、失业压力加大时,逆全球化潮流就会抬头,企业可能需要服从、服务政府或政治的需要。
二、中国需要新的经济全球化谋略
我国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最坚定的拥护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定是滚滚向前的。从时间轴来看,规则也必然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一点不变,也不可能单方向改变,退步甚至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从国际上来看,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由强者把控的,当然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愈来愈重要。
为了防止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成为主流,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在综合考量多方利益并因应部分国家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制定出被众多利益方和国家接受的经济全球化新战略和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