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中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方位？中国有无可能借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这个话题事关如何营造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

一、中国身份定位的两难与历史回顾

当下和未来，在国际事务中，如果少一些作为，会被国外说成是搭便车，因为中国不被看作是普遍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年中国在世界上努力有所作为，又被指责是在图谋颠覆以美国为中心或者美国建构的世界秩序。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从当下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脱钩”，到联合它的盟友并劝阻或胁迫一些国家也加入“脱钩”进程， 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非常之难。

当下是历史的延续，在回单身份定位之前，我想提醒我们自己一个事实：当今的世界秩序，不管你如何给它定性，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开始一步一步形成的。1918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接近尾声时，中国给协约国送去大量粮食和枪炮，有近20万中国劳工到欧洲和中东为协约国服务，数千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但这个努力没能帮助实现借参战靠近西方及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标志一战停战的《凡尔赛条约》(1918年)罔顾中国利益，从1920年到1946年存在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也没有给中国结束被殖民、被占领带来正面利益。从1914年到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合国发言，把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推向世界，这60年间中国基本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形成，而是忙于抗击侵略、谋求独立、内战、国家的独立和重建。

我提这段历史，目的之一是说：欧美外交和国际事务人士经常提到的“约定俗成” (norm), 是需要以一个国家通过实质参与而形成的集体记忆为基础的，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所缺乏的。即便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也有比较长的时间在国际事务中是体现存在(representation)，不是去塑造(shaping)。提这个历史话题，另一个目的是说：外部世界认定有历史根基的规则，并不见得就是为中国而“量身定做”(正面或者负面寓意)，特别是今日的中国；当一些中国的学者或者官员以那些规则的形成时中国不知情、没有参与(因此难接受或者不接受)时，实质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毕竟，历史不能改写，就像一个村庄或者社区里一样，有个先来后到，再正常不过了；同时，乡规民约是需要遵守的。

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国被排挤。在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意见之一是在抢它的饭碗。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局面。下面我转入正题。

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官方立场。就像网络上常见的标准性表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前半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归纳。到了后半句，中文所讲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特别宽泛、宽松的范畴(跟英文外交辞令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不同，那里头有‘盟友和潜在盟友’的含义)；中国当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有资格给自己定性。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标准说有广泛共识；外国持不同观点，也是它自主行事的选项。紧接着前一句，“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是在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也是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一句话所表述的是政治立场。因为不存在世界政府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表述，中方可以这么坚持，外方可以有保留或者不接受。我今天的发言，到末尾，对这个表述有一个建议性的修订。

三、“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

“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归类。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多边机构推出的分类，被公认、运用的程度比较高。联合国在1957年推出“内陆发展中国家”后又在1971年认定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跟中国更相关的是“中高收入国家”，它是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形成的分类之一。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很清楚，也没有争议。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是界定国家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国际事务中的惯例。例如，在1990年代，“重债穷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归类纷纷出现。1994年开始，联合国发展署推出“人类发展指数”，在国际上有关发展的研究界和政策实践中广受重视。

到了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WTO列出了一个“规模小、脆弱的经济体” (small and vulnerable economy)的表述。当然那不适用于中国，但也是我们思考如何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处的参照。2003年前后，“转型发展中国家”(transitional developing country)的表述开始成为讨论发展的热门。其中“转型”所关注的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制度改革，经常被用来讨论中国和它(该有的)未来发展方向。2015年，联合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像它在2000年的“千年发展目标”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富国援助穷国，更多的是强调注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生的因素或者自身努力达到那些愿景。

可见，在国际事务中，“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所指一直在变化。收入水平、地理等自然制约、内生性政策因素，如此等等，都被与“发展”挂钩。所以，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身份”，不是自身坚持，他方就自动接受的认知。

四、谁做分类，涉及何种利益？

首先，是国际组织。特别是以促进发展为使命的那些组织，将成员国分门别类，是它开展日常工作的需要，包括提高与不同成员国之间的谈判效率。这些组织同时需要评估自己工作的绩效。从经济量的统计，到援助与增长(及欠增长)之间的关联分析，内陆经济体和小岛经济体之所以受到特别关注，不仅因为它们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一部分，也因为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课题，包括移民和难民的跨国流动、动植物的跨国移动、病毒的跨国传播、提高这些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参与的能力等，对发达国家自我保护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国际组织还需通过分类为不同国家持续贫困归因（内、外），让发展中国家或者穷国有最优实践可以参照。

其次，是发达国家。不同的发达国家，以经合组织的援助协调委员会(OECD-DAC)的成员国为例，特别是在对外援助领域，相互之间需要“比肩”。各自列出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受援资格的单子及其更新，以便将其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受援国中“毕业”出去。当然，发达国家是国际组织对欠发达和不发达归因的重要知识和见解贡献来源。此外，发达国家还需要对其对外援助和经贸政策对国内的政治力量和民众做出解释。

最后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自身而言，参与分类也是为了应对自身的经济和外交环境的变化所需。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见得是主要的，我们国家在债务的处理(包括重组)方面一直都是一个好的顾客，不论是向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举债，中国都足量按时还贷了。对于众多的其它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入自己所期望的分类，是一种结伴技巧，增加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力量，尽管过程中有些是实质性的，有些是氛围性的。

五、是不是认定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对谁有什么意义？

首先，对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言，这涉及到成员待遇、贡献，涉及到一个组织运营所需的公平性。公平性也是中方的关注之所在。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章程，其中就包括对参与各方的权、责、利的规定，它是谈判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这个章程形成的时候可能中国没有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章程有修订但不见得“及时”、“充分”。各方对这些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定性不同，也很正常。例如，美国抱怨国际组织对成员的分类不公平，经常提到的例子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谈判承续1985年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的大原则以及1987年在蒙特利尔签署的环境保护公约，这两个公约经常被发展中国家引用来支撑自己的减排承诺。那时，包括新加坡和韩国都被归类于发展中国家。美国认为，今天依然沿用那时的分类就有失公平。另一方面，每一个国际组织都需要尽可能多的成员国去参与。这就涉及一个持续谈判的过程，有来有回，谁也不能强制谁。对于这种国际间的利益博弈，中文里面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拆庙、建庙。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选择。

其次，除了国际间的政府组织之外，我们还要看到行业性、专业性的国际协会、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是不是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同的回答，在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影响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们以政府间组织、注册国或者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立场为基础行事。这就要求我们国内参与的成员单位、企业、协会也把握好其中的参差。

第三，在多数发达国家那里，中国不被接受为发展中国家，已是事实。发达国家差不多在2005年就取得了共识，不再认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世界银行在这一年把它的中国业务报告，题名就从“国别援助”改为“国别伙伴”了；跟着改变的是对中国贷款的条件。而且，一些发达国家把中国定位为“大国”了。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大国追求什么？大国追求三个核心点：自身的安全(security)、国际上的影响力(influence)、国际地位(status)。还是在这种理论体系中，“地位”包涵了“应有的特殊待遇”这一层意思。这样，当中国被作为大国对待时，某个举措对中国来说是要自保，不具进攻性；其它大国看到的是你有取而代之的潜力甚至意图。众多的“作为大国的中国”(China as a Big/Great Power)书籍、文章、研讨会，就包涵了未雨绸缪的自卫含义。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场合，其利益情形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类似77国集团的机制性团体而言，在一些话题上，跟中国联合拿出一个多边谈判方案出来，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议题也好、WTO框架下的贸易条件也好，它们可得到至少势头上的助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期望从中国拿到实质性的援助。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在多边外交中的伙伴或者后盾，或者说它们努力把中国变成其伙伴或者后盾。一事一议，这是国际谈判的基本性做法。

六、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结伴，潜力如何？

可不可以考虑用和发展中国家结伴作为一个重点应对选项？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推论思路。在我看来，国际组织，不论是a) 联合国模式(一国一票，五常有否决权)，b)俱乐部模式 (自立门槛，结伴而为），c) WTO模式(全体共识，协调缓慢), d) 论坛模式(推广议题，影响决策)，还是e)行业协会模式(能力为王，利益绑定), 都是先建章立制。中国自己牵头组建的多边机制(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以立章建制为基础的。通过参与多边国际互动而保护、推动自身利益的实质，不管是组织属于哪一个模式，正式或非正式，杠杆都是具体的利益交换。也就是说，如何定位整体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次要的。

所以，很难给出一个可还是不可的答案。国际关系史和现实行为中，集体行动有团结、有合作，还有竞争。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政治性行动，有广泛影响的是南南合作运动和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运动以1955年首次亚非领导人峰会也就是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而闻名。十年后的第二次亚非峰没能开起来，但南南合作一直是多边国际组织组织活动的一面旗帜。有意思的是到2013年，联合国才有一个独立的南南合作办公室，也就是说，其历史过程是曲折的。不结盟运动开始于1961年贝尔格莱德峰会，七十七国集团（G77）在两年后宣告成立。1974年联合国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是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集体行动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但是，以1981年的坎昆南北对话峰会为标志，“南北关系”、“南北对话”的势头被所谓的“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等)取代了。

就发展中国家的这两大运动而言，实事求是地说，政治外交上的成就大于经贸关系上的实质收获。发展中国家之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同质竞争状态，不同的国家内生性经济增长能力也不一样。这些国家间有共同的被殖民历史，但就单个国家而言，殖民史的积累也是一种人文脉络延续的基础，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基础，历史渊源既不能割断也不都是负面的。在经营全球贸易的过程中，发展中国际的出口产品高度重叠，都追求从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到高附加值的加工品为主的发展道路，相互之间有一个挤兑的效应。总之，反殖、反霸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结伴的历史基础之一，在经济和国家发展领域的相互竞争也是规律性的现实选择。

“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今天依然是国际关系讨论的选项。只不过，在这两大框架之间真正的交集是跨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其作用、待遇、行为、纠纷解决等)，其它的议题，两个大的框架各自涵盖都很广，但在宏观层面两大“阵营”依旧，其基础性立场还是不一样。

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场合的抱团取暖做法，是分而治之。例如，从欧共体开始，就对不同的发展国家的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资格做了详细的分门别类。“最惠国待遇”是其中没有任何优惠的一类(中国在其中)。当然，这种分类包涵了设置门槛的一方所具有的奖励和惩罚两种动机。

可见，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结伴，不见得是优先选项，至少作为外交的大方向不见得有可靠的基础支撑。

七、中国如何表述自身的国际定位？

回到中国怎么自我定位这个话题。二战结束以来，中国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自己资源和努力，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之一。那么，回答定位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回答我们跟外部世界交往要应对的难题有哪些？有说服力的答案很多。不过，这几年有一个说法，我本人不赞成，那就是我们要从应对挨打、挨饿到应对挨骂。国际上“挨骂”的不止中国一个国家，别的国家也有觉得他们挨了中国的骂(且不论谁代表中国，本意是不是在骂别人)。将不挨骂或少挨骂定性为国家的目标，走向“怒怼”，特别是随着媒体的商业化，随着通讯的便利化，在国际间极容易形成一种回音室效应：声音很多，谁在回应谁，说不清楚；负面的言辞容易被放大为全部，正面的声音反而成了某种不可信。

我自己研究七十年中国经济外交史的一个心得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之处在于灵活应变(agility)，中国的举措既有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也有发达国家的特色。面对未来，如果说外交有什么“牛鼻子”式的任务，那就是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成功的过去40年里没有受“南方”、“北方”一类的框架性约束，这也应该是我国继续前行的基石。

“全球化”作为国际事务的大方向，也就是大国、小国、富国、穷国想到一起的方向，已经式微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机构和机制的决策效率低下、有效性递减；少数成员临时性安排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互不认同，相互瞧不起也是要接受的现实。终究，维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石就是经济和贸易。

我的建议是积极、主动地淡化、模糊化“发展中国家”定位议题，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地位”。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局面特别尴尬：越往前发展，经济总量越大，进出口贸易量越大，占全球经济份量就越大；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说你在跟它抢饭碗。紧接着，就像中国说外国一样，不能端我的碗又砸我的锅。同时，未来是开放的，说中国永久性地是发展中国家，那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基于以上所讲，我建议做如下表述：

中国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广泛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这是一种姿态，也是营造一个良性国际环境所必须的。对发展的追求没有止境。中国这个权利，也是世界永续发展所需。围绕具体议题，中国将与所有国家一起求得共识。这是敞开谈判的大门，有助于减少因为中国从预设“本该如何待我”一类的立场而出现的外界阻力和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