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9日下午，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召开《未来全球化的愿景与制度设计》视频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廖峥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军生，外交学院副院长、中美关系专家王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二级教授许正中，《全球化》杂志副主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姜跃春，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陈安国等专家出席，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陈炳才主持了研讨。会议围绕如下问题进行研讨：统领未来全球化的愿景是什么？与统领未来全球化愿景适应的制度和秩序是什么？发达国际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愿景有什么异同？如何协调？如何改革现行全球化制度和机构？针对这些问题，专家门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看法和观念，特综述如下。

陈炳才表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长期处在竞争阶段，有可能是对峙、冷战。如何跳出对峙、冷战的思维方式，真正让人类和大国走向正确的前景和方向，是很重要的事情。未来全球化如何走？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没有被大家共同接受的愿景，就会变成大国之间谁当老大，谁当老二的权力和利益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是压迫、剥削、战争、侵略、殖民地的时代，建立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没有战争、永久和平、没有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人与人平等、生活安康的世界成为人们的向往。今天的全球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景？应该有什么体制和机制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新的制度设计，否则回到一战、二战及其以前的大国之间的争霸模式，对人类可能是一个灾难。愿景其实就是理想，没有理想的世界，就是你争我夺、相互斗争的世界，而有理想的世界，是人类团结一心奔向目标的共同行动。因此，我们要研讨全球化的未来愿景和制度。
  王晓红认为，2008年以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更加严重，美国霸权主义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空前挑战，产业链的内化和经济下行等加剧了逆全球化态势，全球贫富分化加剧，能源、资源、网络、环境治理、气侯变化、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势力等等安全、风险的挑战越来越大。她提出，统领未来全球的愿景：一是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两大主题，势不可当，寻求和平和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二是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一体化，客观上全球化不可分割。三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理念。人类应该有共同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基于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四是包容、普惠、平衡、合作、共赢，这是我们基本的愿景。
对于愿景的差异，王晓红表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发展权，发达国家追求的是主导权，维护二战以来的秩序和地位。改革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改革，尤其是在一些规则上。与愿景相适应的制度和秩序，应该特别重视新技术对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度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它对全球治理体系，贸易规则、标准、技术标准、制度标准都会有新的要求。

许正中提出，根据观察，每一次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都面临着一个全球疫情或者新病种出现。这一次疫情也是911以来新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全球化出现新的深度融合，即全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到来。数字社会的运行就是数联网把世界万物连到一起，过去注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将来都要变成数字贸易或者叫内容贸易，价值贸易。这使得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对于未来愿景和制度设计，他提出，我们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时，作为大国，要平衡好国际和国内两个要素，要认识到数字全球化新时代，大国所面临的国际要素将成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国国内要素也将成为许多和中国贸易依存度、技术依存度和社会交往依存度高的国家的内在变量。在数字社会到来之前，中国应该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高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建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世界政府。当前，联合国的三大功能，中国都是最大的贡献者，比如国际安全、反恐、人权和发展，中国都是最大的贡献者。能不能以此为基础，倡导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就是把现在的联合国改造为世界议会，然后倡导成立世界政府，对于世界日常发生的各种冲突、矛盾、疫情等问题，进行常态化处理。现在有了世界反恐组织，世界警察组织等，这样来解决国际之间面临的问题。当然，新秩序的构建需要时间过程。

姜跃春认为，全球化面临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新冠病毒蔓延三大挑战，但总体趋势不会改。在中美矛盾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未来世界可能出现两套体系，两个“半全球化”的可能性，也可以理解为两个中心点的新型全球化形态，因此而有不同的愿景和制度。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方案、中国理念，比如说我们讲的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中国式的经济全球化，他们不会完全融入。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基本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中心板块。全球的生产、贸易基本也是围绕这三大板块形成了三大生产和贸易体系，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撞可能使更多的国家选择周边为主、区域优先的发展思路，从而形成突出区域化特征的全球化路径。不管哪一种全球化发展形态，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都将是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中国可以借助G20、金砖国家等平台，积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高效率，构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为营造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基础。同时，积极参与、引领以区域化为中心的全球化。坚持多国政策协调，推动全球治理的多元共治。

陈安国重点从政治全球化的角度谈了一些看法。他表示，当前中美包括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价值观分歧，我们的全球化愿景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国家是以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实际上是要维护他们的意识形态。近期来看，我们应对疫情之所以这么成功就是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组织，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有党组织，有党支部在那儿把一些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实。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家防疫政策，州里不一定执行，它们是联邦制，执行的效率非常低。这些都是本位主义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这种理念处理国际关系，会导致历史的倒退。当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共存的时代，在处理国家关系尤其经济关系上，可能要考虑寻求适当的共同利益契合点，在政治上，尤其在国家核心主权上问题绝对不能退让。要建立国际新治理模式或者新秩序，就需要各国在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上形成一定共识，互相合作，否则两败俱伤。远期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形成共识。

王帆指出，全球化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今发达国家出现的作为逆全球化，实际是全球化发展中的转型和调整，不会改变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当前的全球化，存在民粹主义强势回归，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等特征，因为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因此而采取缓兵之计。这种反全球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下降，又希望占据全球议程设置的主导地位，于是削弱全球公共产品服务，继续谋求制度话语权、定价权，期望以责任转移、负担减少来减缓、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崛起。全球化的这种调整和转型可能带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重构全球化体系，美国等国家有可能另起炉灶，重新搭建一个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国际机制，但也会倒逼发展中国家群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在全球事务中加强互惠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构建。全球化的愿景可能复杂化、多元化，但几个重要趋势不会改变：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丰富全球化的内容，推动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制度发展。二是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全球化将集中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者当然主要是新发展中国家。三是局部全球化的特征明显。未来很难看到一个全面的普惠的覆盖所有国家的一种均衡的全球化，5G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心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是数字化变革的历史机遇，能够把握新机遇的国家有望逆风发展。

王军生表示，太空时代，海洋、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逆转全球化。把贸易争端说成是逆全球化，可能不切实际。看一看天上的星际链，互联网，全球化谁能逆转呢？我觉得不可能逆转，美国人也不会去逆转。欧洲、亚洲、非洲，谁能逆转人类发展的过程呢？

对于统领未来全球化的愿景，他表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和平共享，共同发展，走向美好未来的光明大道，这或许是统领未来人类全球化发展的共同愿景。建立公平、正义、合作、和平的全球新秩序，最终可以实现共存、共融的全球化美好愿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文明的互鉴，政治的互融，经济的共享，责任的共担，科学与民主，这些可能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内容。

对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趋利避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切实加强自身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包括提高教育水平、培养人才，提升科技水平，改变观念和体制，积极与国际接轨。发达国家应当用好规则的话语权，积极发挥引领作用，该让利的让利，该维护的也会维护，制定出有利于合作共赢发展的国际制度和规则。
当前国际社会还没有进入设计新世界秩序的时代。联合国以外再造一个全球化制度和机构不太现实。联合国改革是长期话题，安理会的改革，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改革，维和救援，疾病医疗救助，解决贫困等制度和改革举措都势在必行。以联合国宪章为主导，积极整合国际组织以及职能，使这些组织层次分明、功能互补，提高效率，我相信一个新的务实的世界新秩序，将会出现，并逐步走向美好的未来。

廖峥嵘提出，全球化在当前不是出现逆转，而是不断转型发展。全球化以商品贸易为基础，拓展到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知识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产业资本和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带动的产业链全球性布局，即生产的全球化。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改变全球化的内涵和生态。

当前，经济全球化存在收益分配不平衡，加剧贫富分化，拉大国力差距，跨国企业逃避纳税义务、侵犯公共权利等问题。全球化当前还面临各国政策变化（提高关税和壁垒）、大国竞争加剧导致的经贸关系政治化、新冠疫情冲击等复杂严峻挑战。  

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愿景。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主流。这与美国认为的“当前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只强调竞争而忽略合作，有所不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方略指出，中国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要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个愿景是为解决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应对当前挑战而设计，既有长远考虑，也有现实针对性。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从策略上、制度上、操作上推动落实。

中国提出，要积极促进全球治理的改善。“全球治理”强调各国承担参加集体行动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这与美欧时刻强调的“国际秩序”不同。国际秩序着眼于权力分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意味着愿意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争夺更多权利。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路径。“一带一路”不走欧美那种高消耗、大量掠夺别国资源的传统发展道路，而走“共商共建共享、绿色开放廉洁”的新发展道路。这些都是理念上、策略上的创举。另外，机制上也有创新，比如亚投行在股权分配、表决权重和表决规则更加照顾各参与方的平衡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和话语权，这就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中的一票否决制等模式。

中国推动落实全球化新愿景，近年来有所成就，但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没有远程投送能力，不搞军事安全同盟。在全球制度和规则制定方面是后来进入的参与者，还不是一个成熟引领者。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和愿望仍然有限：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主导方、贸易通道安全的掌控者以及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主导者都是美国。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遭遇了越来越多的遏制、打压、封锁、责难。

疫情正加速改变世界。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世界，两个技术体系，三个中心（市场）”格局。两个体系就是中美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三个中心就欧洲、北美和东亚，我们首先应经营好东亚、周边。全球发展不够包容、贫富分化、供应链风险增大等问题，当下难以全盘解决，要实现包容普惠共享发展的新愿景需作长期努力。当前世界格局剧变，大国关系重组，国际秩序陷入动荡，全球治理举步维艰。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进行全面遏制。全球化的发展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可考虑的应对之策包括：一是积极维护多边体制。加强与俄、欧洲、日本等的战略协调，谋求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尽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其中许多规则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在博弈中要顾及欧、日的现实关切。二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圈谈判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强调地区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支持本地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努力寻求共同点，推进地区合作。三是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争取在促进全球化转型发展过程中掌握更多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