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处于转型、调整阶段

当前的全球化实际上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是中国等后发国家推动全球化，发达国家阻止全球化的发展。但是我不认为逆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或者重要的倾向，可称为全球化的转型或者全球化的调整。

1.全球化的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   

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特（Theodre Levitt）提出全球化的概念就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的扩散现象，这是最早20世纪80年代的说法。最早的全球化是源于世界国家经济交往的一体化，随着美苏两级格局对抗的逐步减弱，冷战后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出现了强劲的融合态势，在此背景下，知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的概念外延从经济领域开始向社会交往领域扩展，他对全球化的界定更加关注全球范围内社会交往密度的强化。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人们对于全球化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国际贸易与交易，资本与投资流动，移民与人口移动，知识交流与扩散。我们看到全球化覆盖的领域和范围都是非常广的。

全球化的定义是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不断向一体化或者同质化发展的过程。但历史上全球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像一些学者说的一直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持续进化的过程，而是相互作用下不断转型。全球化发展既有过拿破仑的封锁时期，也有过英帝国霸权下的全球推进时期，更经历过美苏两极格局下的平行市场时期，就是美国等国推动全球化，而苏联实际上另有一套贸易体系。当然，全球化也经历了美国单极主导下的全面扩容时期。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进程始终不是不断向高级发展，始终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转变，最重要的就是不均衡性对全球化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应该说现在这一轮全球化的演绎过程，是从全面扩容阶段向局部收缩过程的发展，我也称之为全球化转型过程。

2.全球化转型的历史与现实

2016年开始全球化转型特征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个全球化转型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不断上升，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不断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背景下出现的。如果说美苏两极世界呈现的是局部全球化，美国单级世界呈现的是相对全面的全球化，而现在又出现了反转，就是新兴大国推动全球化，美欧等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全球化，所以我认为现在处于全球化再局部化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可能会出现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背离，可能出现区域一体化加强，全球化却弱化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转型常常因经济危机而起，并在此过程中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在此后的十年不断地震荡发酵，在1939年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全面溃散。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今仍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趋势。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由冷战时期的局部全球化，走向中国等国积极加入而出现的全面的全球化开放阶段，现在有可能再次出现局部全球化的状况。与以往全球化逆动的不同在于，这次再局部化过程，不是发展中国家拒绝或消极参与，而是发达国家有保留的参与，导致所谓新一轮不彻底的全球化。

本轮全球化转型受到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即新冠病毒全球流行对全球化带来冲击。这一轮新冠病毒疫情不仅造成财富损失、失业率提高等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将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国家间因为疫情中断交流和联系对全球化也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二、反全球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特朗普2017年上台，这一轮出现的反全球化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再国家化，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在整个全球化的历程中，西方理论实际上一直是强调NGO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的作用会不断缩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不断上升。但实际上，这一轮的特征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日益上升的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它们自身出现了再国家化的倾向。这可能是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权力政治的回潮，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这些都是现在这个全球化重要的特征。

1.反全球化的本质是谋求制度话语权、定价权，以责任转移减缓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崛起   

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原因究竟是什么？实际就是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裂化的内在矛盾，国际合作和技术扩散导致的国家间权力差距缩小，以及无政府状态下全球公共物品成本分担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现在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美国在真正推行所谓的逆全球化，它现在实行美国优先、再国家化的做法，是因为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的社会问题而选择的缓兵之计。由于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对全球化的需求是不一样，期待不一样，但发达国家仍然希望占据全球议程设置的主导地位，但是它的贡献在不断缩小，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在不断减少，却仍然想保持它的地位，收割最大的收益，这就出现了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全球化中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就导致了现在所谓美国等国提出逆全球化的主张。所谓的逆全球化不是一种倒退，不是说反全球化，而是要推动这一轮全球化按照对美、对西方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发现，过去的全球化发展与他们的设想出现了差异，按照它们的设想推进全球化能够推进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政治的一体化，结果没达到目的，才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他们对未来全球化趋势的期待有两点：第一，继续谋求制度性话语权和定价权。美欧等发达国家要充分把控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优势，谋求重新把握或者控制这个机会，进行机会垄断。第二，试图通过责任转移减缓发展中国发展。美欧等国在全球治理和人道主义等援助问题上不再坚持大国担当，而是采取了推卸责任以逃避大国责任的做法。西方理论强调出现了权力转移，权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提出责任转移，希望通过责任转移来减缓权力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进程，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背上更多的负担，以减缓新兴国家群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2.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将带来诸多风险

在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倾向于采取卸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弃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的世界警察职能，特朗普最近说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同时在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和混乱地区，采取战略抽身和选择性干预的方式来降低自身的战略负担，对世界经济与政治造成更大的失序风险。

伴随着美欧等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全球治理面临着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观念背离，以及西方国家相对实力下降引发的国际体系变革的巨大压力。第一，从物质实力来看，当霸权国家的物质实力远远超过其它大国，并愿意为体系提供公共安全开支的时候，国际社会是相对有序的。当霸权国家实力相对衰弱，无力或不愿意承担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给的时候，霸权体系中就会出现权力和制度真空，这样就诱发其它大国的竞争，并导致世界经济面临失序的风险。第二，体系内大国间在国际政治与道德之间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时候，秩序也会相对稳定，出现重大分歧的时候，也会出现动荡风险。第三，全球重要制度话语权分布同大国权力分布基本吻合的时候，世界就是相对稳定，出现背离的时候，世界秩序就会面临风险。

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将直接导致国际社会面临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固化和拉大南美之间的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客观上鼓励新兴大国放弃在现有规则框架内的合法性崛起或和平崛起战略，也不是转向于战争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热点地区的权力抽离，可能导致国际社会中多民族、多种族和多教派国家面临内部族群冲突与分裂的风险。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重构全球化体系

从上述几个角度来看，全球秩序在这一轮所谓反全球化的浪潮之间，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面临比较大的冲击，美国等国家有可能另起炉灶，重新搭建一个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国际机制，会造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其它国家之间的制度分离，使得全球权威性的国际体制出现权威下降状况。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本轮全球化转型虽然在短期内对国际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但也会倒逼发展中国家群体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在全球事务中加强互惠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构建。

国家行为体一直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是进一步强化。重新回归到它原有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地位。一体化的受阻会直接冲击全球化的趋势，地区主义比全球化更为实际，可能有些区域性的安排都会体现出来。
   
三、全球化的未来前景

我们现在是处于大航海、大航空、互联网、无国界、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时代，这决定了全球化会走得更快，融合度更高，未来全球化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相应调整，建立更广泛，影响力更深远的全球化网络，新的一些制度设计国际体制的改革，和新的国际秩序的完善都会相应而生，更多是当前制度和秩序的改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然这是渐进的过程，是参与各方利益不断磨合、交融和妥协的过程。

1.全球化的制度性安排将逐渐走向复杂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 ECP、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可能会并行，还有重叠制度也会产生，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地域区域上的交叉，嵌套制度也会增多。市场准入规定方面，世贸组织与欧盟层面的嵌套。再有国际制度运行逐渐走向民主化，现行制度大部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部分制度理念难以兼容其它观念，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随着新兴国家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参与国家组织改革，国际制度安排的意愿非常强烈，所以会渐渐的更加多元化，国际制度治理层次也会变得全球化，国际制度供给来源也会变得更加多样化。

2.疫情促进数字经济全球化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四次革命前期，核心是数字经济产生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数字经济的全球化丰富了全球化的内容，也推动了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的发展。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全球货物贸易、人员流动的大幅下降，同时推动了数据跨境流动的爆炸性增长，全球化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虚拟网络空间承载的信息思想和价值交换逐渐超越物理世界的实体经济，成为全球化新的未来。

3.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未来全球化将集中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者当然主要是新发展中国家。国家关系知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将引领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模式，这个全新的模式就是不同以往只关注贸易的旧全球化，而更多将关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过去的全球化基本上是西方主导，而新型全球化可能将更多的由东方国家主导，尤其是中国等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4.局部全球化特征明显   

历史上全球化被中断只有在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才出现，很难人为因素而逆转，当然这此疫情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到目前为止这一轮所谓的反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全球化在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局部全球化，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全面的普惠的，覆盖所有国家的一种均衡的全球化，都是一个局部的全球化。整个全球化的过程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也要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让所有国家受益，产业链更加合理。下一步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推进以区域化整合为特征的，在这个基础上所推进的全球化的进程。

5.科技依然是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动力   

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重新部署和建立新的工业和科技体系，优化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科技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越是全球化，科技的成本越低，越能在第一时间用最新科技造福全人类，这个过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对底层命运的提升是尤其显著的。我们说的5G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这些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是数字化变革的历史机遇，能够把握机遇的国家将有望逆风发展。

（作者为 外交学院副院长、中美关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