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促进出口。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保持在较低水平，创造了所谓“公平增长”的奇迹。许多南亚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经济增速不高，收入差距变化也不大。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的亚洲国家和经济体进入了高增长行列，与此同时它们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其中就包括亚洲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印度以人均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1]在1993-2012年期间从32增加到了36；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在1990-2017年期间从31增加到了38；中国以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2]在1990-2017年期间从35增加到了47。^[3] 其他基尼系数上升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老挝、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用其他指标衡量的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趋势，如1%、5%、10%或20%最富裕家庭所占收入比例；1%、5%、10%或20%最贫穷家庭所占收入比例；以及这些收入比例之比。

1.各国将“包容性增长”列为国家战略

收入差距的扩大近年来受到了亚洲国家与政府的广泛关注，并促使它们采取应对措施。比如，中国近年来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改革举措，包括粮食定价和农业税收、农村社保和医保、农民工待遇、户口制度、公共教育支出、最低工资、减贫脱贫等，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自2000年起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印度也于2006年开始强调提高增长的包容性。近几年，许多亚洲国家都把促进包容性增长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限于亚洲国家。过去几十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包括主要的欧洲经济体，如德国、法国、英国、挪威、奥地利、芬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以及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在他的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论》^[4] 中把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它们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他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是征收财富税。

2.贫富分化的 “魔盒” 里装了什么？

大多数亚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其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亚洲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分配的共同契机是技术进步、贸易与资本的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些都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财富，增加了国民的收入，但富人比穷人得益更多。上述因素相互作用，通过下述渠道影响收入差距。

第一，人力资本（比如教育和技能）回报率的上升。全球化、技术进步与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技术工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比非技术工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要快，导致前者工资的上涨幅度比后者要大，两者之间工资差距不断加大，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因为技术工人通常比非技术工人收入要高，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会增加总收入的差距。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研究^[5]表明，许多亚洲国家家庭户主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25%-35%的家庭收入差距,而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逐年增大。以中国为例，1995年家庭户主之间教育水平差异可解释不到10%的总收入差距，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26%。在印度，这一比例从1993年的20%上升到了2010年的30%。

第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与发达国家相似，亚洲国家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似乎更倾向于提高资本-劳动比例。这一趋势体现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近年来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能创造的就业增长量在下降。而亚洲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加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给劳动力市场供求带来影响，抑制实际工资的上升。所有这些都给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带来下降的压力，导致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在1995-2007年期间，劳动收入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从51%下降到了46%^[6]。印度正规制造业这一比例从1990年的50%下降到了2005年的25%。因为资本收入大多数为富人所有，而且家庭与个人之间资本收入差距通常比劳动收入差距要大，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会导致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

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在拥有大量非技术工人的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将使它们更加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从而提高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抑制技术工人工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似乎跟前面所提到的东亚奇迹相吻合。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什么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没有导致亚洲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扩大呢？这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近二、三十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供应链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贸易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使贸易与新技术（如计算机的应用、信息技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新技术需要技术工人，贸易的扩大会更多地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从来导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工资差异的扩大。再者，新技术通常与资本有很强的互补性，贸易的扩大也会影响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三，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除了影响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及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外，全球化、技术进步与市场化改革还会影响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扩大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城市与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接近国际市场的便利条件，相对于农村与内陆地区而言，它们在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新出现的机会能做出更迅速的反应。这在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而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等会进一步加强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亚行的研究^[7]表明，许多亚洲国家区域之间（包括城乡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解释30%-50%的总收入差距。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区域间收入差距解释总收入差距的能力在过去三十年明显增加。2007年中国的区域间收入差距可以解释50%以上的总收入差距，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0几个百分点。

第四，大量超级富豪的出现和财富差距的扩大。上述先发优势不但适用于区域，也适用于个人和家庭。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改革无论在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都会创造大量新的机会，吸引许多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创业。创业成功往往带来丰厚的报酬和利润。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国家的亿万富翁人数大幅增加。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在1987年，亚洲只有14位富翁个人净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到了2000年，个人净财富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增加至47位，到2019年，这一数字增加至698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