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黄奇帆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政策对话会：“WTO机制改革与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上的讲话。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讨论WTO的变革，宏观政策的协调和治理都要放在这种变革中，通过全面权衡和实际努力在变局中开新局。今天我讲四点意见。

一、经济全球化尽管遭遇回头浪，但仍然会上升。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逆全球化，但现在的全球化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来看，全球化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各自相互的全球交流，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美国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组未来的表现形态。今后几十年会有多级协调的全球化，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刚刚签署RCEP协议，就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准确应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一个举措。

二、准确把握主要发达国家在WTO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战略议题。

从2017年到2019年，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先后5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对WTO进行改革，同时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贸谈判达成高水平经贸规则。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国的贸易政策极有可能重返多边贸易协议，推动WTO朝着高标准经贸协定方向改革。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国家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和产业补贴的问题。2018年5月美日欧部长发表声明，认为对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补贴，导致了市场扭曲。其中，欧盟出台了外资审查条例。这种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行为的歧视，一方面固然要深化改革加快健全监管的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旗帜鲜明地在经贸谈判中据理力争，消除有关国家对我国的歧视和偏见。

第二个是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2017年10月份，美国依据1930年关税法对于市场经济标准发表报告称，中国经济没有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不应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中美于世贸组织辩论的背景下，特别是基于2月28日美国发布的2020年总统贸易协定，可以预见未来美国会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类型的世贸组织成员。日本、欧盟仍将采取不同形式跟随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个问题的形成基于美日欧意识形态上对华歧视，也与我国在部分领域如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竞争性市场机制不完善有关，需要在未来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7月，美国发表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宣布最富有的经济体为美国、并声称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时，不仅损害其他发展经济体，同时也损害了真正需要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体。从目前美国在各种场合推动的手段看，美国将力推自己的标准和清单以替代世贸组织标准。中国于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享受到特殊和差别待遇。中国已经声明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目前看来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分歧一时难以统一。

深入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在WTO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战略意图和主要主张，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重性。一是上述政策诉求显然是服从、符合于其本国的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二是部分主张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背景下，可以促进更好的国际合作，提升资源要素跨国流动配置效力的安排。三是主要发达国家有意遏制中国的政策。这三种特性交织在一起，需要认真鉴别，心中有数。对那些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明目张胆挑战中国主权的主张要坚决回击。对那些仅仅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主张，要善于利用多边关系在合纵连横中进行博弈和平衡。符合经济全球化大方向与我国改革方向大致一致的政策主张，要想办法克服困难予以采纳，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提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三、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参与推进WTO改革的坚实基础。

从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的现状看，深化改革开放应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坚实基础。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今年4月9日，中办国办印发国《务院关于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一个重大环节，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有利于提升要素的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生产力机制，进而为产业链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战略措施，是供给性决策改革的措施。其次要加快构建竞争型的市场体制。这有悖于税收政策和补贴。加快推进产业政策有差异化选择性，向功能性普惠化转变。营造鼓励竞争，促进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和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新型产业的监管规则。最后是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规则的制度型开放，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同时特别强调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在今后新的阶段，我认为接受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这种开放局面应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在贸易政策上，从过去主导性的推动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转向兼顾鼓励进口，形成一个双平衡的进出口贸易政策。二是在国际化投资方面，从主要鼓励境外投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引进外资、也推动走出去投资的双向投资政策。三是从沿海开放为主转向同步开放。以前许多优惠政策都在沿海实施三五年以后，再逐步延伸，今后我们的开放将有新的开放政策出来，东西南北中可以同步开放。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开放是一种制度安排，与地理位置无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我们新政策从原来上海天津先开放到现在18个新区东西南北中部都广泛的分配。自贸区的开放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全国推广到21个，东中西部各有6、7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全方位的同步开放。四就是更宽领域的开放。以前的开放主要是在工业、商业、工商领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开放。现在是宽领域、多层次广泛的开放。从工商领域到服务业到服务贸易到金融产业，教育卫生文化产业都广泛的开放。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开放将从过去要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国内的营商环境将和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些开放措施会使得我们进一步的推动WTO的改革，为我们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多边、双边区域性的谈判讨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中国将提升战略高度，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资源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当前全球经贸正在加速演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长期来看，规则之争无法避免，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就主动应对积极参与和治理的重大举措。这将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进而推进亚太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快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入CPTPP的可行性。目前美日欧之间已就工业补贴、市场扭曲、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即美欧的FDI和日欧的FDI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运营起以公平贸易为核心的经贸新规则，目标直指中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总统以后，因其价值取向，极有可能加快这一进程，甚至不排除恢复TPP或者提出更具有挑战性的全面规则。我们要积极参与和应对，化被动为主动，把我们的利益诉求提出来，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