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新变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上的讲话。

 

 

货币和财政之间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所以在这场危机当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确实紧密相连。目前需要做很多货币政策上的调整，摒弃以前的政策取向，更多侧重于一些财政政策的调整，关键是怎么样能够做出适应和调整？

 

2004年有人就曾提出如果出现全球危机，会有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当时大家听到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就被吓坏了。但是今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已经付出了18万亿美元的代价，其中基金损失了6万亿美元，另外12万亿美元的损失来源于政府的财政干预。比尔·盖茨说每发生一场病毒疫情就会导致3万亿美元的损失，实际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损失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尽管大家付出了很多努力，尽量减小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未来肯定会出现新冠病毒的疫苗，大部分国家都会拿到疫苗，接种之后又会如何呢？疫情之后，世界将会面目全非，回不到从前。目前很多新技术的发展开始成形，就像我现在用手机跟大家进行虚拟对话，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很多行业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做出转型，比如对办公室的需求，现在已经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现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大楼还是空的，没人去办公室上班，因为上班不一定要去办公室。这就说明未来办公楼的需求会减少，地产生意的需求和供给也会随之减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受到了影响，比如因为大家不去办公室，没有人使用羊毛地毯，那么羊毛价格就会崩溃。面对这样的结果，必须要做出应对。

 

目前，各国普遍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来应对，如给公司提供流动性，提供财政补贴。因为如果不采取此类措施，有些公司就会倒闭，工人就会失业，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财政方面的政策。当然，有的公司该倒闭还是要倒闭，迟早要经历一番资产重组。有一些夕阳行业必须向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可持续性的产业转变，供应链也要重新组织适应这种变化。

 

所以，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货币政策非常宽松，资产重组是很必要的。现在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很多皮包公司。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想要快速重组，就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实现这一点，把企业进行重新分类和资产重组，让符合要求的企业获得成长。同时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也要做好准备，去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转型，货币政策也应该进一步宽松。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目前发达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利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利率。

 

美国的政治情况也出现了改变，在过去四年中，共和党都采取非常保守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欧盟区执政党也采取非常保守的货币政策，其他党派态度则比较激进，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分歧的风险是存在的。然而还需要看看新兴国家，中国在加大基建力度的同时也在不断投资一些新兴领域，比如高压电线领域、高压充电、电动汽车，以及其他一些新兴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去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货币政策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它对于引导新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发行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并不是源于欧洲，中国才是绿色债券做的比较早的国家，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这种方式来重振经济。对于经济来讲，需要同时实施和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不是把它们分割开。

 

最后，监管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来讲，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它们在全球化时代中生存下来。同时，还要解决单极化结构，能够让全世界都参与到竞争当中。要防止科技公司的垄断，让Facebook、谷歌等科技公司都能够加入到市场竞争中，并对它们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