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F理事、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基金最高执行官史蒂芬·格罗夫(Stephen Groff)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新变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上的讲话。

 

 

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危机，全世界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状况，各国央行的应对非常地强硬果断，大量地注入流动性，购买国债。事实上现在全球60%的经济体，都已经出现了不到1%的低利率，有些地方和国家甚至进入到负利率时代。所以，货币政策再进行调整的空间非常有限。经济学家也讲过，要小心流动性陷阱。现实当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毕竟很有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之前讲到经济体能出的招也差不多了，或者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带来的作用也很有限。

 

目前最大的风险是偿债能力的问题，包括这些公司的债务偿债能力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政策，才能够应对未来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可能是不再像以前侧重于货币政策，而将侧重点转移到大规模的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应对未来危机的主要工具。当然，首先应对的是卫生危机，从健康医学方面应对疫情，但是仍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同时继续专注于不断地调整生产力、扩大就业，帮助失业人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业是可持续发展很关键的一环，需要支持公司的经营来确保公司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公司能够在疫情中熬下去的话，还是能够带动就业的。所以财政的资源应该平等输入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同时也要考虑到银行承担的负债能力风险。包括在欧洲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都需要考虑银行承担的风险和企业的偿债能力。有一些法规、法律需要进一步地放松、放宽，让公司不至于马上被偿债能力的条款限制一棒子打死，同时需要有更高的补贴给企业去招聘工人和发工资。同时要有中期的发展公共项目的支持，让企业在政府项目当中获得一些工作。

 

还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考虑新的经济发展重点，比如说气候变化、绿色转型。通过开发价格比较低的新能源，来降低未来财政的负担；同时，加快绿色投资、绿色发展，还要积极主动地在碳税、碳价等方面进行合作，把工作重心优先放在重点问题上。要确保公共项目的支出，在分配上有策略性的侧重，能够分配和投资到低技能的弱势群体，让他们在未来社会中有所适应。当然所有的举措都是有代价和成本的，怎么样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就需要政府拿出财政资源，去应对这样的挑战。

 

现在的利率这么低，之前讲到政府确实可以在低利率情况下举债，但是政府也可能因此而自负。我们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可能要对于支出方面做一些决策，要专注于能源转型，同时考虑到未来的收入来源。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未来可能通过税收，通过一种更进步的税收制度，减少浪费型的支出。我们不想回归到之前的财政紧缩政策，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压缩成本，使得全球财政能够持续性发展。货币政策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所有国家已经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很大的调整，但是货币政策的空间在未来发展很有限。金融机构能够做的空间现在比较有限，所以财政政策可以在这方面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确保公司能够不至于倒闭，能够保留这些工作，而且我们应该加速绿色经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