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博格洛夫（Erik Berglof）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新变局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上的讲话。

 

 

目前世界各国，包括很多的新兴国家、新兴市场，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不管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在第一轮疫情中的应对政策相对是成功的，中国可能没有第二波，但欧洲出现第二波了，美国也陷入第二波了，甚至第三波。疫情显然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目前看到的经济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这次疫情确实给经济带来漫长的阴影，它是当前人类面对的最大危机，这种健康危机、卫生危机对人类生命带来威胁，当然对全球经济也带来很大的威胁，70年未见。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受影响是在医疗卫生受影响之前就已经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各种应对举措，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新兴市场也可以参照和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措施，提出自己应对疫情的财政政策。同时应该把医学和财政、货币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三块政策确实是密不可分的。在这次疫情当中，很多层面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货币政策能够服务财政和扶持财政，与财政政策相辅相成，医学也是如此。

 

所以，尽管这次疫情会给经济带来漫长的阴影，但只要拿到疫苗，就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危机。疫苗还是很有希望的，毕竟已经研制出比较有效的疫苗了，然而如何进行大规模地接种又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只有通过有效地大规模疫苗接种，才能够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然而疫苗也不能及时地阻止第二波疫情，毕竟第二波疫情现在已经在欧洲肆虐，在美国也非常地严重。很多新兴国家也即将迎来惨烈的第二波，问题在于各个国家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这种危机。刚才特里谢讲到的一些数字，还是来自于2020年8月份全世界经济展望的数字，如果考虑财政平衡的话，今年8月份的数字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对2021年全球经济的预测，是比较悲观的。

 

新冠疫情危机与之前的危机都非常不一样。在3月份，新兴市场资本组合的流动，就出现了停滞的现象。在9月份时候，新兴市场大部分的资金都已经回流了。指数在不断起伏，说明经济呈现一定的不稳定，随之而来的是流动性问题。如何确保全球经济能够重新回到疫情之前平稳的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难的。许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果，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比如说央行货币政策的效益，并没有改变当下的情况。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未来还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传导的机制，利益链断链等，都会影响整个的金融市场。同时，金融市场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胀率非常难以控制，光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再去维持现在的通胀率。这对于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新兴经济体被允许说会有一个特别的货币政策，比如说量宽政策。现在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来看到高负债率的严重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溢出效应，从发达国家溢出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目前的央行货币互换的机制，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经济体来说，面对这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共性的。

 

发展中国家如何去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以及货币刺激政策，来应对第二波的疫情？在疫情影响下，公司可能现在正处于破产的边缘，如何来避免呢？在公司的层面，他们对抗冲击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央行政策有效性越来越低了，需要一些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新兴国家如果维系现在的政策体系，作用还是很有限的，通胀率非常高，汇率也在不断地浮动。政府的债务在不断地增加，尤其对新兴国家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对新兴国家来说，它的公共债务和私有债务，以及公司债务都是非常高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偿还问题。所以需要解决公司层面的问题，防止溢出到金融领域。

 

如果真的有第二波疫情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来打造一个全球的金融架构，通过全球合作进行应对，否则经济增长还会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目前许多国家的政策实施非常有限，需要确保在第二波疫情来临的时候，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来做好未雨绸缪的打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提款权。对于一些受影响的国家来讲，增加本国的资金流动性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