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7届全球年会，“全球资本市场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反复提到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是，新发展格局是指一系列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其中，促进消费、内需驱动的理念，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旨在从外需驱动的经济转为内需驱动的经济。这些年来我们也在提供给侧改革，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内供给没有办法满足内需，特别是一些高端、高质量的需求，像医疗、教育等等。今年中央提出“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其实就是为了促进消费和生产在我们自己的经济体中能够更好地循环，就是把内需驱动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通过这次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也让我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产业链和供应链经常发生断链、缺链，需要补链，比如大家都很清楚的芯片。这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一个新课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区域协调。现在中央提出了包括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等发展战略，其实都是区域协调政策，这也是从区域的角度而言，形成国内的大循环。

 

再谈一谈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王岐山副主席前段时间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发言，金融要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两个不能两张皮，必须建立良性的循环，并由此提出了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就外循环来说，传统的说法其实就是贸易和投资，现在所谓新的外循环还包括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即资本的外循环、互动，这就牵扯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金融问题。

 

另外就是劳动力的循环，这个在全球市场上，特别是中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中，劳动力的循环应该说还比较薄弱。虽然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在海外有很多华人，但真正把国际上的顶尖人才吸引到中国来，这样一个人才的大循环还需更多努力。

 

数据的双循环，也是现在非常重大的问题。数据的主权问题、国家之间数据的流动现在还是一个新课题，怎样在生产要素方面达到双循环以及内外循环的互相促进作用，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技术创新。现在中美从贸易摩擦变为科技战，科技战就给金融技术创新的交流带来了一些阻碍，但怎样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情况下拓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和中欧、东盟以及日本、韩国的技术交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制度和规则，这在双循环当中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规则和制度方面，特别是在国际范畴需要我们自己的智慧、需要自己的力量。这些就是我所理解的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且只有在大国才可以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小国是做不到的。当前背景下提出新发展格局，应该寻找我们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央发布了十四五的新发展理念，最新的提法是我们国家已经进入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里形成新发展格局。

 

外部环境和时局也是这次提出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战略冲突带来了国家安全问题。以往，金融界大部分从效率、开放的角度，或者是风险的角度来探讨其发展，但很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谈。国家的安全角度与金融风险是很不一样的，它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金融开放会有风险，普通的风险一般讲的是概率，我们知道发生灾难性事件的概率，通过概率可以进行风险管控。而国家安全我把它理解为不确定性，其实是无法被量化的，其概率很难估算，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有国家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要重新思考金融开放，是否要谨慎地开放？可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因为国家之间冲突激化，不确定性甚至战争的风险都会上升。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要开放？开放的话我们是否会遭受更大的外部冲击？我的看法其实是相反的，在有国家安全威胁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的开放，而且是双向开放，是更深层次、更大领域的开放。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更宽广的金融开放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国际资本，吸引全球投资者到我们这边来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减轻了我们与这些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风险或者是国家安全风险。也就是说，金融开放的风险实际上帮我们对冲了国家安全的风险或者是不确定性。在具有更大的不安全性的情况下，其实应该扩大金融开放，包括机构、市场、资本项目、国际货币化等等范畴。

 

往年经常考虑所谓开放的风险，特别是引进国外资本的风险，是担心所谓的热钱冲击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在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热钱又流出，这是传统我们担心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我认为需要加大开放把这些钱放进来，减少国家安全的风险，同时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案应对这些热钱的风险。

 

比如增强汇率的灵活性、发展风险管理的工具，很多衍生产品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对付热钱的手段还有通过资本增值税和加大交易税，减少投机资本的热钱流入，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通过离境税，短期时间如果要离境可以加大离境税来阻止热钱的流出。当然还可以有产业指导的政策，如果我们担心房地产泡沫或者其他产业的泡沫，可以在危机或非常时刻，采用非常手段，即行政干预。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侯马来西亚就做得非常好，完全断绝了热钱的流出，使得马来西亚所承受的痛苦远低于其他亚洲国家。综上所述，从经济的角度我们有方法对付热钱风险，但是却比较难以对付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这是从走进来的角度进行分析。

 

金融格局的开放也有走出去。比如说公司在全球上市，还有货币国际化。我个人认为，在全球的安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少提人民币的国际化，多提HDR的概念，这也是周小川行长几年前提出的。特别是数字货币化方面，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和推广。FACEBOOK也在做数字货币，他想排斥人民币，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不排斥美元，把美元也囊括在数字货币中，我们拥抱所有主要货币。

 

另外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做服务于国内大循环的金融。刚才我讲了对外开放的金融，但其实更大的一块是国内大循环，因为新发展格局下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努力，特别是在国内大循环方面。

 

一方面，就是发展促进消费的金融服务。当前我们的金融体系更多还是为了生产、为了流通服务的金融体系，可以加大消费的贷款，发展为消费者服务的金融，从而增加非劳动收入。同时还可以发展保险，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此外，就是普惠金融或者是共享金融，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就是推动供给侧的金融服务，这也是内循环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而言，为了发展创新金融，金融体系需要有更好的创新服务，以间接融资、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系对创新的推动是不够的，今天我们讲的资本市场这个题目正好是推动创新的一个服务体系。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绿色经济，聚焦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金融，这次中美战略冲突中，很多问题就出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断链。缺链的情况下，怎样通过金融的手段补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大力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可以让我们的内循环做的更好。

 

最后就是协调发展。刚才我讲了内循环区域之间的大协调，其实在金融的服务方面现在是不够的，包括城市群的建设、各个区域一体化等等，这需要政府来发挥推动作用。例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引领和支持发展基金、地方性的政策性银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