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威胁近在眼前，为达到已经确定的目标，各国应立即采取行动。
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一个严重的隐性威胁，而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现实问题。它已经爆发，威胁着人类。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各方制定并通过了各种战略、公约和条约来应对这些气候挑战。我们可能只是过于沉迷于制定和加入各种国际条约，而这些条约规定的目标和指标过于远大，因此从未能完全落实。
令人振奋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正在对2050年净零排放倡议作出承诺。为未来设定一个宏伟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为了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进行真正的改变，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不幸的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紧急问题面前已经退居其次。现在各方努力的重点都放在解决社会和健康问题，以及重振被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扰乱的经济上。
我们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过去，经济政策主要侧重于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然而，这一次，我们必须重振经济，妥善管理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危机，同时还需要大力推动工业和经济的去碳化。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付诸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通过的。在加强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虽然各国已有理念上的一致，但气候危机仍在加剧。社会差距扩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没有时间来像过去30年那样制定战略和目标，必须立即采取切实行动，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付诸实施。
我们非常清楚需要进一步加大在气候行动方面的投入，但我们仍然在是否推进能源和工业去碳化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我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们的经济，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充分表明，我们对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深刻把握。
但我们不能再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工业的深度去碳化，以及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应被视为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新机遇，因为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保护计划领域的投资，是应对当前疫情挑战，以及危机中重建的基础。
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投资于去碳化进程和公共卫生体系在实现绿色经济复苏方面的必要性，但我们仍在寻找将这一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最佳途径。以前的理论知识对于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见解非常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凝聚各方智慧、共享最佳实践。因为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气候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
碳中和不仅仅是一个能源转型的问题。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要求我们彻底跳出传统的经济体系，在这种传统体系中，人们既不需要考虑碳排放带来的问题，也无需为碳排放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如今，在重建经济和工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碳排放的价格成本。
碳中和需要能源技术和产业政策的创新。其中，应在我们的能源市场引入碳定价机制，进行产业限制和税收改革。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方法，开采廉价的化石燃料而不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付出碳排放代价。对可再生能源和去碳化转型领域的投资将大大推动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向基于可再生能源和深度去碳化的绿色复苏范式转变，必须由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推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同行压力和合作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到领先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纠正因化石燃料开采而造成的市场扭曲，从而为未来实现碳中和构建更有利的条件。
主要经济体在绿色复苏和去碳化方面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对许多缺乏能源转型和绿色复苏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其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通过绿色气候基金和《巴黎气候协定》来促进这一合作的有效制度化。
在即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许多重要问题必须得到广泛的解决并达成一致。英国作为东道国，一直致力于加快减排进程，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和支持。
自1992年首次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我们已经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充分认识到制定宏远目标和采取切实的气候行动减排是两码事。在这方面，我真诚地希望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要再重蹈覆辙，把强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与真正的气候行动混为一谈。
我已经看到太多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浪费在对目标数字的讨价还价上，却忽略了许多核心问题，例如如何推动碳定价和财政改革以实现脱碳减排。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为落实脱碳实际行动提供一个平台，推动全球范围内碳减排的统一行动部署，并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