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金融论坛（IFF）、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F20峰会）于2021年12月3至5日在广州举办。本届年会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对国际经济、金融的影响，积极寻找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和举措，为世界经济复苏、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全球开放共赢新格局建言献策。

在2021年12月5日下午举行的IFF圆桌会议（3）“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大湾区圆桌会议上，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祝宪发表主题演讲，具体有关内容汇总如下：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一次大湾区的讨论，首先我想代表国际金融论坛（IFF）对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学者和其他的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现在我有一个角色的转变，前几次我都是以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来参加国际金融论坛，这一次来有半个主人的身份，因此先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国家层面所做的大战略布局，就是在我们国家经济最为发达、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即广东和港澳地区；二是长三角区域即以上海为轴心的周边地区；三是京津冀。

上几次，我来参加国际金融论坛（IFF）的会议，大家也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而且这几年大湾区建设也取得了十足的成果。但是与国家和中央的要求和大湾区建设所应该发挥的潜力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特别是南沙作为广州很有潜力、需进一步开发的区域，在大湾区的地理位置上又处于很中心的地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我今天来特别想和大家进行交流，特别想听各位嘉宾和学者的观点，我个人只想讲几点不太成熟的意见，就是抛砖引玉。

第一，在大湾区建设中，从制度层面，要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如果要建成一个开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应该有其各自的优势，特别是从它们的市场经济惯例和制度上来讲，它们有很多做法与国际对接得更为紧密。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学习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保留了一些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做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讨论问题中，特别是在给大湾区的各级政府献策时，应该建议在制度性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要进行主动性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包括贸易投资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加入CPTPP，对贸易投资，也包括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大湾区的建设能够主动在这些方面提前布局，如果采取的一些举措能够得到中央的首肯，而且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成功，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将对中国下一轮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双循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实践经验。总而言之，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认为大湾区应该先行一步，进行主动性的改革、制度性的开放。

第二个，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从中央到大湾区，最近采取了很多金融举措，包括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开展新的金融服务。但想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枢纽，就要加快、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而且要据此展开讨论，怎样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如果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问题不能最终解决，所谓金融开放和成为国际型的金融枢纽便打了折扣。当然，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保持金融稳定，希望减少风险，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广州）与已在国际负有盛名的金融中心香港和澳门相比，如果只能够做到非常有限的金融开放，那么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明天就应该宣布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而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步伐应该更大一点、更快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建议和想法。

第三个，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相较于大湾区辖内广东的九个城市来说，其经营结构和体量不一样，按照我们的体制，深圳又是计划单列市，因此在建设大湾区过程中，既要有一个统筹的顶层设计，同时也要发挥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顶层设计要能兼顾到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实际利益，包括它们的比较优势；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竞争，因为在进行未来经济布局的时候，不仅仅是广东地区，全国各地区都想下个“先手棋”，但有很多投资是同类的，一拥而上可能会造成过度投资和恶性竞争，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协调，应该努力营造出一个多赢、双赢的局面。

这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各个城市的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城市多发展，都希望自己能够下个“先手棋”、先布局。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在已经不是30多年前“三来一补”的时候了，大湾区的建设开发也不是简单地圈一块地来招商引资，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现在他们对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那么看重了，不管你是在香港进行经营活动还是在广州，地理位置的差异已经不那么关键了。因此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引进金融业、高端服务业，更多应该在监管和服务上下功夫，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条件，而不是简单地划拨一块地、建一个办公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中国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有一个误区，我把它称作“大都市恐惧症”，大家非常害怕，包括政策的决策者也害怕城市规模过大患上“城市病”。现在事实证明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城市圈可以带来信息的聚集，就业机会增多，即使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居住成本很高，人还是往那里汇集，就业机会多是一个关键问题，它的社会服务和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我觉得幸运的是国家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不再强调一定要发展中小城市，而是开始关注大城市都市圈。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将大湾区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知名地区建设进行比较，比如说旧金山地区、东京地区，甚至像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圈。这里有一个问题今天希望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响应或进行讨论，我国超大城市的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房价过高，令创业者和年轻人不堪重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让他们回家乡去创业，还是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奋斗？我觉得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通勤交通。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资料，20世纪70年，东京60%的劳动力并不是住在东京，而是住在东京周边的一些县，他们怎么到东京上班？靠通勤火车。大湾区建设也应重视通勤交通，因为以现在广州和深圳的房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创业者很难承担得起，但是在广州市中心的周边地区，比如南沙，还有很多“地产洼地”区域。要改变过去生活和工作的模式，就是同城生活和工作改成异城工作和生活。广州和佛山为什么能够一体化？就是因为有了公共交通，因为有了地铁，你可以住在佛山，到广州上班，佛山的地价比广州要低很多。

同理，如果要保证相当多的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在一线城市包括广州、深圳工作的同时，也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可以在广州和深圳市中心外、50公里内的都市圈里居住。这是要有条件的，像广州还有许多像南沙这样的地区，本身地价不是很高，其发展可以吸引更多人到广州都市圈工作。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招工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大都市生活成本过高。

所以我也呼吁一下，希望就这个问题相关城市能够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也知道目前正在规划建通勤火车、城市间的地铁，但是应该有一个明确定位，应该把它定位成公共交通，不要期望它的投资回报率很高。比如，如果政府把通勤火车的票价与市场接轨，而通勤交通工具必然要经常乘坐，很多低收入阶层将坐不起。所以在定价上应该充分考虑乘客收入的可承受性，应该把它准确定位为公共交通，而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商品。

我今天主要是想借此机会就大湾区的建设提这么几点不够成熟的建议，供大家参考，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今天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互相学习，也希望听到各位嘉宾和学者为大湾区建设提出更好、更实实在在的建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