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索学术前沿，开阔国际视野，服务全球会员，国际金融论坛拟推出《IFF会员通讯》双周报，以“IFF动态”“国际观察”“国内要闻”三个版块紧跟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最新发展，荟萃精华资讯，洞察时代思想，通过一流智库的眼睛把握世界的趋势。
01．国际金融论坛（IFF）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驰援河南水灾
02．SEC主席就暂停中国企业IPO发布声明：
关注VIE结构，加强信息披露
03．2021年《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重要结论
04．“币圈影帝”马斯克终于赔了
05．等待九月，美联储货币政策形势将更明朗
06. 全球约三分之一央行计划增持人民币
07．若发达国家征收碳税 中国应该对出口征收碳税
08．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稳中有进
09．“中国输出通胀论”太荒谬
10．碳中和，一场没有硝烟的全球博弈
11．全国上半年财政明显“超收节支”
12．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普惠金融也需关注数据隐私保护
13．中国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或在2025年到来，供需两侧应对“未富先老”
14．当前中国经济须守住GDP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15．数字人民币研发进展白皮书的细节与亮点
国际金融论坛（IFF）携手
中国扶贫基金会驰援河南水灾
7月20日以来，河南遭遇暴雨袭击，极端破纪录的降水引发洪灾突袭中原大地，当地很多物资被洪水吞没、损失巨大，多地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天灾无情人有情。灾害发生后，国际金融论坛（IFF）宣布即刻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暴雨紧急救援”项目捐赠20万元，用于采购受灾地区救灾抢险物资、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希望受灾群众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同时对在一线抗灾的工作人员表示致敬。
同舟共济克时艰，众志成城战洪魔。作为一家非官方国际组织，国际金融论坛将密切关注防汛形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为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作出贡献。
SEC主席就暂停中国企业IPO发布声明：
关注VIE结构，加强信息披露
7月30日路透社一则关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暂停处理中国企业IPO申请的消息引发市场关注。SEC主席加里·詹斯勒（Gary Gensler）随后发表声明，由于近期中国加强了赴美上市公司的监管，今后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并对申请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有关VIE架构的信披问题给出了最新指引。
图片来源：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官网
他在声明中指出中资企业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上市的潜在风险，并要求与中国运营公司相关的境外发行人进行更多披露，特别是确保发行人在招股书显著位置清楚地披露以下内容：
1.投资者购买的不是一家中国运营公司的股票，而是一家与相关运营公司保持服务协议的空壳公司发行人的股票；
2.详细的财务信息，包括量化指标，以便投资者了解中国运营公司与发行人之间的财务关系。
詹斯勒称，对于海外“壳公司”以及购买“壳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并不实际拥有对应境内运营公司的股票，而普通投资者可能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针对企业境外上市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释放加强监管信号。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期强调，企业无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都要树立公众公司的意识，敬畏法治、敬畏投资者。全球各监管机构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互相之间的执法合作，共同为市场提供良好的监管预期和环境，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切实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企业赴境外上市的前提，是要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
彭博新能源财经《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报告描绘本世纪中叶全球实现碳中和的三条路径。
彭博新能源财经2021年《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New Energy Outlook, NEO）报告指出，为了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全球需要最高173万亿美元的能源转型投资。
能源转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意味着资本将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和其他气候解决方案。尽管每一种NEO情景的总体成本都存在不确定性，但彭博新能源财经估计，未来30年，在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在92-173万亿美元之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年投资额需要增加一倍以上，即从目前的每年1.7万亿美元左右，增长到未来30年间平均每年3.1-5.8万亿美元。
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是能源转型的支柱技术，亟需加速发展，而氢能、碳捕集和新型模块化核电则是应尽快研发并部署的新兴技术。若想实现《巴黎协定》的全球温控目标，未来九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目前每年1.7万亿美元的能源系统投资必须迅速翻倍。
彭博新能源财经分析的核心方法是根据各个行业构建排放预算，有序过渡，到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综合各行业数据表明，到2030年，全球能源相关排放需要在2019年的基础上降低30%，到2040年降低75%，才能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目标。
有关彭博新能源财经《2021 年新能源展望》的概要和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链接https://about.bnef.com/new-energy-outlook/
“币圈影帝”马斯克终于赔了
文/陈芳
7月26日，特斯拉公布的2021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比特币相关资产减值了2300万美元，截至6月30日净数字资产价值为13.11亿美元。
从现金流量表可以看出，特斯拉第二季度没有进行比特币的买卖，只是在第一季度出售了部分比特币。当时，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解释称：此次出售是为了证明比特币的流动性。
在不少人眼中，马斯克是“币圈大佬”，一言一行都能决定比特币在内的各类加密货币的涨跌，其实他更像是“币圈影帝”：在他与比特币主演的大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将“正”“反”派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1月29日，马斯克将自己的推特简介改“Bitcoin”，一小时内，比特币价格大涨18%。三天后，马斯克在Clubhouse中直言是比特币的支持者。
2月8日，特斯拉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总计购买了15亿美元的比特币，并可能长期不定时购入和持有数字资产。当天，比特币涨幅高达18.8%，突破了4.6万美元/枚。
马斯克趁热打铁在推特上表示，特斯拉对比特币15亿美元的押注是一笔“足够冒险”的投资。他还称，“当法定货币的实际利率为负时，只有傻瓜才不会看向别处。比特币几乎和法定货币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但持有比特币比持有现金稍微好一些，两者细微的差别使比特币成为一种更好的资产。”
其后十几天内，比特币价格继续创新高，总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2月22日，比特币价格突破58000美元/枚，有史以来1个比特币的价格首次超过了1公斤黄金的价格。
在此期间，马斯克将推特头像更换为怀抱比特币符号的动漫人物，并且连发两条推文表示自己对比特币的看好。
然而，5月12日，在马斯克突然宣布特斯拉不再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选项后，比特币价格即刻跳水，每枚价格骤跌至5万美元附近，跌幅达11%。
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5月8日，曾被看作狗狗币代言人的马斯克在其首秀《周六夜现场》中，公开表示狗狗币是骗局。
受此影响，当时一度冲至0.7376美元/枚的狗狗币急转直下， 24小时内跌幅达24.85%。
比特币是一串代码，它唯一能让投资者获利的方式是低买高卖或高卖后低买再高卖。理解了这一基本逻辑，就不难理解“币圈影帝”马斯克“反复变脸”的原因了。
目前美国经济数据仍然存在扭曲和噪音，就业、通胀指标有相当大的分歧。笔者认为，2021年9月前后，就业、通胀的暂时性扭曲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届时是观察本轮美联储决策的重要时点。
劳动力市场有望在9月走向正常化。原因有三点：首先，随着疫苗进一步接种，将缓解劳动力对于病毒的恐惧，使部分劳动力重回市场。其次，9月学校正常开学，照顾家庭的部分劳动力将重回市场。最后，9月是延长的失业救济政策截止日期，个人救助政策大概率将会终止，这也将驱动劳动力重回市场。
劳动力大量重回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会上升，另一方面失业率也会上升。在劳动参与率上升的情况下，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走向正常化的一个表现。
美国通胀形势也将在9月变得更为明朗。首先，在未来几个月，基数效应对高通胀的影响将逐渐消退。其次，联邦失业救助政策最迟将在9月到期，财政政策对通胀的助力将逐渐消退。再次，在劳动力大量回归市场后，制造业的供需缺口有望缓解，而服务业的供需将同步上升，在此背景下整体通胀率有望缓和。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疫情及其对供应链影响的程度和持续性，这些力量的运动方向也将更加清晰。
美联储可能在9月释放更为明确的QE退出信号。市场主流观点认为美联储可能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开始缩减QE。尽管具体时点尚不确定，但9月形势将更加明朗。
届时美国仍将处于消化劳动参与率上升的压力过程当中。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会促使就业实质性的改善，但是将延缓失业率指标的改善过程，美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可能在9月较大程度上回归正常，这也将使得失业率及其变化方向更具有参考意义。
不过，美联储QE退出路径也存在干扰因素。首先，若就业复苏不及预期，则美联储QE退出时间将再生变数。其次，若金融市场发生剧烈震荡，美联储也可能被迫重新考虑QE退出时点。
最后，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美国近期新增病例中，超过八成感染的是变异Delta毒株。Delta毒株不断变异和传播，将影响美国经济开放和经济复苏，进而影响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疫情，仍然是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近日发布最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一即30%的央行计划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而去年这一比例为10%。在这其中，非洲国家的态度更加积极，近一半非洲国家的央行都准备增加人民币持有量。
与此同时，全球约五分之一即20%的央行计划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减持美元，18%的央行计划在同一时期减持欧元，14%的央行计划减持欧元区主权债券。
俄罗斯财政部7月早些时候就已宣布，已经完成国家财富基金的资产结构调整，其中将美元份额从35%降至零，英镑比例降至5%，而欧元和人民币的比例则分别提升至39.7%和30.4%，现货黄金比例为20.2%。
根据“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的数据，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基金目前控制着总计42.7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在2020年，全球央行的资产储备总计增加了大约1.3万亿美元，达到15.3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下一步重点是要形成更加有效的碳市场。
尽快明确总量设定、配额分配由免费逐步过渡到拍卖方式、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碳价格、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
应将碳交易市场定位为金融市场，将碳交易纳入金融市场体系和风控框架；目前正在修订的《期货法》应将碳配额衍生品纳入交易品种。
碳价格要想形成对全社会生产、消费等行为的牵引，还取决于能否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中国目前电力价格还存在一定的管制问题，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定价。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信号的传导就可能阻滞在电价环节。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
如果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坚持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举措，中国应尽快扩大国内碳市场和碳定价的覆盖范围，并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税，从而将这部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中国的低碳发展。
中国“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昊光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高层论坛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安全态势。他表示，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稳中有进，领域不断拓展。
图片来源：新华社
联合国贸发会议今年6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断开展成为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支撑。此外，通过研究发现，近10年内，“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安全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整体平均投资安全指数由2010年的37上升至2019年的52，且投资安全水平有一定的区域集聚特征。此外，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实现了多主体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坚持多边主义，注重合作的开放性；“一带一路”投资成果具有普惠性，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有助于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问题。
会上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对推进“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合作提出六点建议：一是顺应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和经济外交布局；二是着眼长远发展，强化顶层设计；三是推进参与重点方向、重点领域建设；四是构建多元灵活的投融资体系，资源配置全球化；五是增强合规意识，加强风险管控；六是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延续一年多来，得益于疫苗接种推进、各国抗疫强力政策实行，全球经济逐步走出至暗时刻。与此同时，久违的通胀压力重回人们视野。
年初以来，全球通胀指标持续上升，最直观的反映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通胀压力较为突出，也最受关注。
实际上，通胀压力不仅仅困扰发达经济体。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也从4月份的3.9%升至5月份的4.5%。今年6月以来，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央行相继开启加息进程。
随着全球通胀压力升高，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媒将通胀归咎于中国，提出所谓“中国输出通胀论”。有些报道试图以中国作为全球工厂的地位和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传导来解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中国输出通胀论”背后的逻辑十分荒谬。
首先，中国并非全球大宗商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是因为疫情导致的供需矛盾。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回暖，而供应链迟迟未能全面恢复。拆解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不难发现，占比较高的住房、能源、医保、金融服务等物价根本不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范围之列。
其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通胀中枢下行的重要贡献者。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给世界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疫情后中国经济率先企稳恢复、有序复产复工，为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难得的稳定性。中国出口企业消化了相当部分的成本压力，这实际上有助于防止其他地区消费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最后，相比美国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克制与谨慎。这恰恰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在PPI和CPI“剪刀差”加剧背景下，中国央行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着眼于促进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优先选择全面降准，这体现了货币政策仍然注重在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之间保持平衡。
口 述：管清友 编 辑：杨羽婷、叶正新、潘磊
中国承诺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绿色革命，是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带动各国提前实现减排目标。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中国不但在科技上有进展，在发展思路方面中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要达成《巴黎协定》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２℃之内，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碳中和目标也是中国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别的国家强加的。中国要通过承担大国责任，倒逼国内能源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集体活动困境，即所谓的“公地悲剧”。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上，世界各国也有类似的困境。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会有这种博弈。
我们要认识到：碳中和首先是政治决策。即便没有国家间的博弈，中国自己也想搞碳中和，想用这样一个目标来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是一场系统性革命，不是通过几个时期的量化减排，每个行业分分指标就完成了的。
中国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年98亿吨，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经济规模占比远远小于碳排放量的占比，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够高，单位GDP的能耗比欧美高很多。完成碳中和目标，中国面临的挑战难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 发达国家都是在碳排放自然达峰之后承诺的碳中和，而中国还处在高碳能源发展阶段，2019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比2006年提高69.7%和47.2%，而且这两者上升的时间越长，峰值就越高，归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2. 现在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多美元，日本的人均GDP将近5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才1万多美元。不同发展阶段的减排力度和成本是不一样的。中国要实现人均GDP的增长，还要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从碳排放高峰到碳中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国家经历过的。
3. 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比欧美国家平均2%、3%的增速高一倍多，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的碳排放比欧美国家更大，减排也更加艰难。
总之，碳中和不仅是环境问题、经济或社会问题，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在减排过程当中，充斥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
7月20日，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2万亿元，同比增长4.5%。在经济稳步复苏的背景下，上半年财政收支形势呈现明显的“超收节支”特征。
在全国层面，收入端增速显著高于支出端，且收入的预算完成进度远高于支出。地方层面，28省份收入两年复合正增长，同时有13省份支出两年复合负增长。
“超收节支”，一方面拓展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增强了其可持续性，有利于政府职能顺利履行与化解财政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得财政政策在边际上呈现出偏紧的特征。
2021年1-5月31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两年复合增速表
央行原行长周小川：
普惠金融也需关注数据隐私保护
来源：中国证券网
7月16日，由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在上海举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论坛上就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辩证关系作出论述：“金融科技发展给普惠金融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他认为，普惠金融应审慎选择金融科技发展路线，尤其是重点关注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果。
金融科技发展赋予普惠金融诸多机遇，一大体现便是，当前发展普惠金融可以建立在非常低的成本之上，也得以辐射更为广大的人群。周小川举例说，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账户开立时，对于客户有成本、收益及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但是眼下，随着通信及数据处理技术方面成本明显降低，对客户实行普遍开户已不是难题，从成本看已降至近乎为零的程度。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在基于大数据开展业务时，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博弈愈发明显。周小川表示，一些利用客户隐私信息开展的欺诈活动，对于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的稳定都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对普惠金融带来了挑战和威胁。因此，当前用户普遍更为关注相关规则的制定，以推动数据使用更加规范化。
关于保护隐私，周小川认为，一个有效的做法是对账户进行分类，同时对分类账户进行相应管理。“即划定不同的验证方式、开户方式、限额管理，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银行账户一、二、三类，支付机构三、二、一类。”周小川表示，这实际上也是技术发展过程中，与欺诈活动进行博弈的一种必然选择。
“在选择技术路线时要想清楚，不是词汇越新就越好。”周小川强调，应注重实现保护消费者、促进普惠金融与反欺诈之间的平衡。除了成本、收益等，还应考虑技术路线在存在欺诈的场景下，将呈现何种效果。
周小川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发展普惠金融，更要全面且谨慎地选择、评估技术路线，特别要注重其为实体经济服务和实现普惠金融的效果。同时，应充分重视技术发展与洗钱、反恐融资、跨境赌博、毒品销售等活动的动态博弈，充分利用好科技带来的新机会，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更好地体现社会责任。
中国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或在2025年到来
供需两侧应对“未富先老”
文/蔡昉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该《决定》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对此，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人口形势与经济增长”问题做了最新解析。
他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势态，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占比13.5%。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触及极低生育率水平。
蔡昉指出，中国现在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人均GDP为12535美元）前后，便提前呈现后人口红利特征，即经济增长减速超过合理的幅度。中国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当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负增长，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已经给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带来冲击。第二次人口转折点预计发生在2025年，即总人口达到峰值，这将对需求侧带来冲击，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潜力的长期发展。
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我国应从供需两侧寻找政策着力点：一是提高生产率，稳定制造业比重，让制造业发展更具包容性，尽可能扩大就业，同时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注重对“人”的保障，而非保住“僵尸企业”；二是改善收入分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政府再分配行为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对我国而言，从建设福利国家入手是有其道理的：社会保障越完善，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才越有保障。
当前中国经济须守住
GDP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
文/余永定、徐奇渊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评估当前经济增速既要考虑疫情复苏背景，也要跳出这一背景，将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
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处于逐季下跌的过程中。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12.1%，2019年第三、四季度已经跌破6%。这种长期的GDP增速持续下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曾有过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下跌的趋势并无明显改变的迹象。
当前中国经济须守住GDP增速不低于“6%”的底线。之所以提出保6%，一方面是希望中国GDP增速能尽快稳定在一个尽可能高一些的水平上。因为这不仅关系中国国民的福祉，而且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需要。另一方面，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率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当然，也时有波动）。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则更是多次长时间处于负增长区间。此外，其他诸多指标（如就业状况、产能利用率、大学生就业、贸易平衡等）都显示出，当GDP增速保持在6%甚至高于6%的水平时，中国经济仍可能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
在此基础上，怎么评价2021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这比较困难，因为去年基期波动较大。两年平均增速的角度比较直观，但也只是近似的观察。要评价就要有比较，我们可以寻找一个参照系来观察。
具体来说，根据中国潜在GDP增速6%的假设，以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GDP水平作为起点（即将其作为100），根据同比增速6%对应的季调环比，得到2021年中国GDP的季度水平值，并进一步推算出：2021年中国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速应该分别为19.1%、8.3%、6.7%、5.5%；全年为9.57%。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基准线，2021年四个季度的增速达到上述增速，才相当于回到疫情之前6%的增长轨道。以这些数字为基准，可以逐季考察实际的增速是高于、还是低于实现保6%的经济增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应主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达到18.3%和7.9%，均低于基准情形。这就意味着，如果2021年第三、四季度，GDP增速不能高于基准情况中所设定的6.7%和5.5%，2021年中国GDP增速将低于假定的潜在经济增速，即低于疫情之前的增长趋势。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自2010年开始的逐季、逐年下跌的过程。
坦率地说，尽管中国成功地战胜了疫情，经济恢复进展在全球比赛中独占鳌头，但中国经济并未扭转自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跌趋势。按照这样的趋势，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进一步下跌令人担忧。
7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
白皮书明确，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不计付利息，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作为一种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
研发数字人民币主要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经济发展需求所决定。国际上，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已经成为一场数字经济时代的军备竞赛。国际清算银行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5 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中约 86%已开展数字货币研究。
在国内，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新型零售支付基础设施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而且我国现金使用率近期呈下降趋势，现金管理成本较高。
数字人民币具有安全性与匿名性，注意，这里的匿名是可控匿名，即“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
目前的支付工具，无论是银行卡还是微信、支付宝，都是与银行账户体系绑定的，银行开户是实名制，无法满足匿名诉求。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松耦合，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小额匿名。
数字人民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在现行支付工具中是等级最高的。
2019年末以来，人民银行首先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2022北京冬奥会场景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2020年11月开始，增加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6个新的试点地区。
截至2021年6月30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余个、对公钱包351万余个，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余笔、金额约345亿元。
人民银行在数字人民币运营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负责向运营机构发行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负责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和流通服务。
目前，参与数字人民币研发的运营机构主要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移动、联通、电信分别成立联合项目组参与研发，蚂蚁集团和腾讯两家互联网企业旗下网商和微众银行也参与研发，招商银行近期亦已获准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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