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布革冲击”在中国开全球招投标先河，以价格、效率和质量为核心考核。我们不仅仅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变革。

世界银行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是基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调查，以及与国内官员和学者的交流，对比国际经验后再反馈给中国。因此，总体上有不少好建议被接受并成为现实。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影响力逐渐扩大。世界银行开始推广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借鉴。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作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资金来源，世界银行的经济预测报告和经济预警一直备受关注。

改革开放第三年，即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代表权和成员国地位，并于次年获得世界银行首笔贷款。此后三十多年间，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角，从世界银行的借款国转变为主要股东，为全球经济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的第三大股东，更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新开行”）的发起国之一。 通过参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个国际金融机构，进而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恢复世界银行席位后，中国除贷款之外还获得了什么？在世界银行的地位不断提升中，中国又对世界银行贡献了什么？

现为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祝宪，曾长期任职于财政部，并历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等职，是我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长期合作的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国际资金加快国内创新的亲历者推动者。

在日前举办的“IFF20周年全球年会”期间，祝宪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时表示，世界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仅提供贷款，更在政策建议、制度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其作用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开始推广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因为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药方”。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借鉴。中国更通过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祝宪还特别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继续往前走，还要靠创新，要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开国际招投标制度先河

南方周末：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的合法席位。有信息显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关系主要是接受援助。你当时在财政部工作，历任世界银行司副司长、国债司副司长和国际司司长等职，恰与世界银行结缘。中国接受世界银行援助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有什么历史背景？

祝宪：中国是世界银行的创始成员国。1980年4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受邀访问中国并获邓小平接见。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也很有骨气的话，“我们这些年落后，我们要赶上。希望世界银行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帮助，我们也有决心赶上去。”这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也是一种定调式的发言。

很快，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合法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出首个高级代表团来华考察，并随后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这是世行启动对中国贷款项目的第一步。

“鲁布革”水电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投标的首个项目。作为当年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鲁布革”水电站被誉为中国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对外开放的“窗口”。

南方周末：除了获得贷款，这个项目还带来了什么改变？

祝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方式立项，在获得财政拨款或预算拨款后，由指定的国企建设施工。

但根据与世界银行签订的使用贷款协议，鲁布革部分项目必须实行国际招标。这在当时是全新的事情，当然也有阻力。

我恰巧于1984年进入财政部工作。当时在世界银行帮助下，包括国企在内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商参与竞标，最后日本大成公司中标，中标价比标底价低了43%。这家公司入场后，只派了三十多人的管理团队，采用“现场招工”模式组建了四百多人的施工队伍，并按合同制管理，按工作效率给工人发工资。这改变了当时国企“大锅饭”模式。工人报酬不再相同，而是按劳分配。最后不仅建设成本大幅降低，施工效率也大幅提升，工程进度明显加快。1986年项目完成，项目工期比合同计划提前了5个月。

由于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鲁布革”水电站工程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的标杆。1987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在建筑行业全面推广“鲁布革经验”。

这件事后来也被称作“鲁布革冲击”。它在中国开全球招投标先河，以价格、效率和质量为核心考核。我们不仅仅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变革。

助力中国推动市场改革

南方周末：除了开招投标制度先河外，“鲁布革经验”还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祝宪：从项目管理和融资条件看，“鲁布革经验”影响了中国此后三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招投标制度此后在国内逐渐推广，到今天几乎所有公共预算的重大基础工程都要经过招标。

从世行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提供贷款，还在制度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我的经历来说，这个作用的重要性不亚于提供贷款资金，特别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期间。

南方周末：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祝宪：当时我们不太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怎么做。世行对中国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然后写出针对性的建议报告，其中有些还获得当时最高领导层的赞誉。世行还建议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部委，比如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发改委进行制度创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国还锻炼培养了一批市场改革的人才。比如周小川、楼继伟等，都在与世行交流过程中增长见识，并在市场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当时还比较年轻，但在与世行交流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当然，并非世行所有建议都符合中国国情，但当时提出的很多政策建议都是基于在中国进行的经济调查，以及与国内官员和学者的交流，对比国际经验后再反馈给中国。因此，总体上有不少好建议被接受并成为现实。

从借款人转向重要股东

南方周末：从与世界银行对接工作的中国财政部官员，到担任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乃至世界银行副行长。随着改革开放，在你个人的角色转变的同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地位也在提升。在世行任职期间，你换个角度看中国，会有哪些不同？

祝宪：恢复世行合法席位后，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获得一个执行董事的席位，与美国、英国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样，在世界银行拥有单独的办公室。

某种意义上而言，世行执行董事是中国派出的官员，而不是世行本身的官员。我任职前后，有很多人担任这一职务，比如在我之前的李勇、章晟曼，在我之后的朱光耀、邹加怡等。能够代表祖国在世行履职，我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是沉甸甸的责任。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影响力逐渐扩大。世界银行开始推广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一是摆脱绝对贫困，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借鉴。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南方周末：哪些里程碑事件让你记忆犹新？

祝宪：在我任职世行期间，印象较为深刻的里程碑事件有两个：

一是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的贷款规模首次达到30亿美元/年。这是三十多年前的30亿美元。世行的低成本资金成为我国引进外资最重要渠道之一。

利用这些资金，我国当时建设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比如连接北京和天津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就是用世行贷款建成的我国首条跨省市高速公路,也是国内首次引进监理方制度建设的项目。世行坚持质量优先，对工程进度和质量严格把关，不达标就不签字付款，避免了赶工期可能带来的质量隐患。

二是中国经历了从借款人向重要股东的角色转变。1999年，我刚到世行任职时，中国投票权还是第六位，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虽然我们还从世行借钱，但作为世行的重要股东，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程度逐渐变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变大。

南方周末：从借款人转变为重要股东，中国目前通过世行怎样影响世界经济？

祝宪：与发达国家作为股东相比，中国在世行作用不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具有较强借鉴意义。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药方”，在摆脱贫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经验。因此，中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和改善全球治理结构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影响力越来越大。

较之世行，新开行突破创新

南方周末：你曾先后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新开行”）领导职务。中国如何通过不同国际金融组织发挥影响力和作用？

祝宪：我从世行到亚行工作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在国际组织高层任职人员较少，而亚行正好有一个位置。我因有世行工作经历，财政部推荐我去面试。二是我在参与推动世行中国西部扶贫项目中体现出的专业能力获得世行各方面的认可。

这背后都是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世行这样的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可的大背景。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和与我一样的中国人在国际组织的历练。

从我个人经历看，前半段在财政部工作，与后半段在多边国际组织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体验，目睹了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全过程。在国际组织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经验，促进扶贫事业发展，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保持中国特色和与国际接轨的关系，这点希望能够引起当前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年轻人的重视。

南方周末：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于2015年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是五大股东国之一，而且是发起方之一。较之世界银行和亚行，它有什么创新之举？

祝宪：按照新开行成立之初五大股东国的约定，首任行长由印度人担任，其他4个股东国各派一位副行长。我当时作为主管业务的副行长，面临首要问题是明确新开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与世行和亚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相比，新开行完全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起组建，但新开行的主要业务性质与世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比较类似，客户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决定既学习借鉴世行和亚行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避免国际机构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问题。

为区别于世行在审批发展中国家贷款申请时往往附加政策条件的做法，我们在新开行成立之初就提出不设贷款条件，尊重不同申请国家自身的政策。同时，在“环境与社会安全保障政策”等方面，新开行创新采取“本国体系”，按照借款国自己本身的贷款政策执行，不再像传统多边金融机构搞一套强迫所有借款国“一刀切”接受，有效减轻了借款国的时间和费用成本。

另外一个创新就是采取“本币贷款”。由于新开行的资金主要来自五大股东国的本币而非美元，新开行贷款投向基本都是所在国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如果产生收入，它的收入基本都来自所在国国内，并以该国本币形式体现。因此如果该国借入人民币，还款采用美元，就会产生汇率风险。如果采取借本币还本币的方式，就不会产生汇率风险。

虽然与世行、亚行这些“老店”相比，新开行很多方面还需继续努力，但在我5年的任期内，新开行的贷款规模从0做到了300亿美元，非常不错。

高端服务业应有特色

南方周末：由中美英日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和全球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发起成立的（IFF）被誉为“F20”，永久会址落在广州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和对外高水平开放中，IFF将发挥什么作用？

祝宪：IFF落户广州是互相成就。大湾区经济发达，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高，而IFF具有全球代表性和包容性。这也是IFF落户大湾区、落户广州的意义，为学者和企业等民间交流搭建平台。

南方周末：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金融正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你有何期待？

祝宪：从发展角度看，广州既要注重实体经济投资，也要注重服务业投资，特别是像金融这样的高端服务业。过去做制造业，划一块地配合免税等优惠，就能吸引外资，但现在不同了，服务业需要开放，需要制度性建设。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之处在于服务业的流动性更大。

某种程度上而言，制度性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考虑吸引外资，不能仅仅关注制造业，还要关注服务业，需要探讨新的制度性开放。

我们也希望论坛能作出贡献，至少能够促成双方对话。比如说南沙区政府期望通过我们吸引投资，但我们建议制造业投资对南沙区已不是迫在眉睫的事，而且广东现在所需并不仅是制造业。在制造业应该升级之际，服务业投资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南方周末：你认为，大湾区应发展哪些特色金融？

祝宪：大湾区对金融服务需求巨大。大湾区金融不仅仅包括传统的银行贷款和资本运作，还应该有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服务。在大湾区经济不断融合过程中，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在互联互通方面进行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湾区。

南方周末：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界级湾区，你有何建议？

祝宪：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个世界级湾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与长三角相比，大湾区有制度优势，即“一国两制”三套法律体系。其次，敢于创新。

不仅仅是大湾区，中国继续往前走，还要靠改革开放，还是要靠创新，还是要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正确理解“双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有机整体。

同时，也不可忽视地缘因素。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换句话说，在新形势下，既要合作也要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