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日本住友商事顾问、日本国际经济战略中心理事长中尾武彦接受IFF专访，针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状况和国际合作等经济热点，分享了他的诸多观点。

        2013年4月至2020年1月，中尾武彦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2011年至2013年间，中尾先生担任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负责外汇市场、G20和G7进程、东盟和中日韩(10+3)金 融合作以及日本与美国、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双边金融关系。

        自1978年加入日本财务省以来，中尾武彦在国际金融、预算、税收政策和金融市场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于2005年至2007 年期间被派驻到日本驻美国华盛顿特区大使馆担任公使。1994年至 1997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发展与审查部门担任顾问。

        他以日语和英语出版了数本关于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书籍，并发表过大量相关论文。2022年7月，亚行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亚洲的崛 起:展望及未来》，其中涵盖了他在亚行以及担任财务官期间的经历。他还发起并主编了《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由亚行于2020年1月出版。

IFF：您如何评价加息对日本经济发展势头的影响程度？倘若加息举措因日元升值而抑制了出口对日本经济的贡献，您认为日本国内需求是否足以支撑日本经济复苏？

中尾武彦：如今，日元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已不像往昔那般显著了，因为日本企业在国外已拥有诸多设施。此外，日元疲软对家庭层面亦存在负面影响。一方面，进口商品变得更为昂贵；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日本人会感觉自身财富缩水，进而会导致消费以及投资支出减少。这是一种负面的“财富效应”，所以很多以往经常前往夏威夷、上海或者欧洲旅游的人，或许会因费用过高而决定不再前往。

所以，若日元升值，人们的感受会相对好些。许多日本人不仅因日元贬值而感觉自身财富缩水，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经济的未来亦更为担忧。因此，若日元开始出现反弹，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经济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潜在问题并不太严重。

另外一个后续发展源自利率调整，因为加息会增加家庭的利息收入。在日本，家庭通常扮演债权人的角色，而政府则为债务人，日本政府从家庭以及其他经济部门借取了大量资金。所以，随着利率的上升，购房者等借款人会感受到负担有所加重，然而养老金领取者以及其他储蓄者则会从中受益。总体而言，这属于一种积极影响，能够提振人们的情绪。

回归到汇率问题上，日元价值的变动对于消费者以及经常从国外收购公司的企业界而言，均属于重要信息。倘若日元更为廉价，意味着收购外国公司将会变得更为昂贵，而外国公司则能够更为轻松地收购日本公司。

当谈及日元贬值时，人们往往会提及出口竞争力，但日元对于消费者以及试图收购其他国家同行的企业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所以，日元保持相对强劲且稳定的状态，要优于过度疲软的情形。

IFF：除了财政状况，日本新政府还会面临哪些挑战？

中尾武彦：长期存在的挑战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减少。新政府目前应该考虑能够扭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态势的政策。岸田政府一直都在着重强调这一点，或许会有一些改善，但我觉得日本无法彻底恢复到过去的生育率，或者达到2.1的人口更替率。在日本，目前这一比率大约为1.4。中国如今的出生率也不高，在韩国更是只有0.7左右。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其他很多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其中一个缘由在于，对于女性而言，结婚和生育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就会去做的事情了，如今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自身价值观的选择。即便政府持续提供育儿资金并鼓励人们多生育子女，这种趋势也并非轻易就能改变的。

但这对经济的影响极大，因为低生育率就意味着老年人口始终会多于年轻人口。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形成了一种“人口负担”。总人口在减少，可与此同时老年人口依旧比年轻人口多出许多。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并未改变，依旧呈现为倒三角形。

IFF：当下中国面临低通胀、低出生率等问题，与日本曾经的经历相似。您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中尾武彦：如今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

在中国，这会给需求端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民众会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同时，房地产开发商也会受到波及，因其房屋销售难度增大。再者，向开发商和购房者发放贷款的银行可能面临贷款无法收回的困境，地方政府同样会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以往通过土地出让或使用权出让获取大量收益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与日本的部分相似点。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不过，在我看来，继续推行主要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并非良策。因为中国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已然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为有效的策略应当是直面需求不足的挑战，着力促进消费而非注重投资。

中国的消费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强劲，这也和福利及其他相关制度有关。中国应当思考如何构建更为有力的再分配制度，以此缩小贫富差距，推动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并且帮助贫困人口逐步成为中等收入消费者。

与此同时，极为关键的是中国不能陷入通缩螺旋。为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更具扩张性，但这些财政支出的使用方式同样十分重要。倘若依旧如以往那般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并不会很高。务必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支撑中产阶级消费，促使贫困人口融入中产阶级行列，防止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

IFF：您曾领导亚洲开发银行多年，对多边机构的运作非常熟悉。您如何看待多边机构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减弱的现象？如何增强它们的作用？

中尾武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在过去更具影响力，原因在于当时发展中国家数量较多，且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对外界资源依赖程度极高，所以当中国于1978年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时，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日本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推动中国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提升了日本的影响力。

所以我不会说国际组织已经变弱了，而是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如今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十分积极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大家不应忘记，所有相关方都必须通过像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我希望除了这些机构的传统捐助者和支持者，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应当在管理这些机构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一进程正在推进，世界应当进一步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缺乏美国的支持而运行不畅。

总之，世界应当更加关注国际组织的工作，确保其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国际社会应当为此展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