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第5期领袖对话会于2014年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IFF顾问、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卡鲁阿纳受邀担任本次领袖对话会主旨演讲嘉宾，并发表主题为“全球债务：风险、挑战与机遇”的精彩演讲。作为IFF2014全球年会的组成部分，本期对话由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主持，IFF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IFF理事、国际清算银行前主席、墨西哥央行前行长吉耶尔莫·奥特兹，韩国央行（BOK）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Kim Jun II，IFF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尼古拉斯·霍普等政、学、商专家参加了对话，并就全球及各国债务现状、未来风险趋势、国际监管应对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议程

全球债务：风险、挑战与机遇

 

国际清算银行（BIS）警告，目前全球经济很容易像2007年那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债务比率升高的危险增加，新兴市场已经卷入其中。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国际清算银行（BIS）总裁海梅·卡鲁阿纳表示，投资者在贪婪追求收益的同时忽视了货币政策紧缩的风险。“市场潜在受益空间被认为很窄。投资者相信货币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将保持宽松，能从各国央行获得更多保证。”卡鲁阿纳认为，在很多方面来看，国际经济体系比“雷曼危机”形成前更加脆弱。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巴西、土耳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出现了私人信贷繁荣，而这部分归咎于西方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长期货币刺激政策导致流动性溢出，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不再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

嘉宾演讲实录

IFF领袖对话会第五期现场
 

虽然我们对“到底债务有多少”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答案，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过去几年的市场动荡不能过度放松。2007年危机开始后，债务总量便开始不断增加，已经达到非常惊人的比例。所以如果把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都加在一起，危机之后已经上升了40%。所以我经常说，要考虑我们不能承受的债务临界点在什么地方。

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必须要关注债务问题，发展中国家也要注意。发达国家的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如果从GDP的债务占比来看，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20%-30%这一比例。 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可能企业债务会更多一些。另外，美国的家庭债务相对来讲也比较高，还有英国、西班牙等经济体可能会更受到金融危机波动的影响。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债务水平的严峻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

我们不能再创造某种机制去鼓励举债。现在这种低利率的阶段应该尽量要缩短，长期来说，过低的利率会造成过多举债。一定要有政策组合才能起作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解决问题的此类政策框架。

嘉宾观点精选

在增长和债务问题上，我认为投入公共资金是有效的方法，但日本政府每年投入的公共资金非常不足，造成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企业，惜贷情况持续十多年，阻碍了经济增长，导致今天日本企业增长非常不充分。

 

另外，日本高风险的产品过度充斥资本市场，超过正常的劳动生产市场，所以容易导致很多市场失灵的状况，很多国家都经历着这种教训。因此今后应该朝什么方向进行有效的监管？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很多研究显示，如果债务维持在某一水平，对其他部门都有影响。这就意味着债务并不总是有助于增长，有时候可能成为增长的阻力。所以监管当局应该用一种怀疑或谨慎的眼光来看待资金和利率，要将债务风险当成最高的风险来进行分析。如果风险过高，就要把它当作潜在的系统风险来处理。

卡鲁阿纳先生刚才很谨慎地说到一点，“债有多少才算太多？”这一说法很好。

 

危机之前IMF没有对当时严重的经济不平衡提出警告。当时的解读是金融市场深度加深，其实就是说债务更多了。当时，IMF接受一种理论，认为市场是最聪明的，市场最清楚应该怎样分配资源。金融创新是件好事情，有利于对资产进行最有效的配置。

 

而在危机之后的财政扩张是不是必要的呢？不管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合理应用。而这种政策的应用往往又会带来很多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现在的负利率的情况。

相对来说，最近这次金融危机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使得我们不得不反问自己是不是要进行经济重组。必须通过从根本上提升生产力的途径来解决危机。

债务成本各国不同，对于各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同。上世纪70年代大宗商品推高通胀，利率非常低，市场都向银行借钱；经济增长速度提升以后，美联储提高利率，直至后来沃尔克解除利率管制。目前情况是，随着美国国债赤字规模缩减，量化宽松开始减少或者被取消，这种趋势的长期影响是什么，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怎样避免通胀？这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日本经济希望增长更快，最需要进行的改革是开放市场，让市场不受过多财团的控制。大部分我所知道的日本企业都知道如何提高生产力，但是他们很担心改革所带来的抵触，担心过度开放之后企业会被接管。

 

所以，未来我们必须加强和公众的沟通。告诉大家经历了这么痛苦的改革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好效果，以使大家愿意接受竞争，愿意开放，进而愿意改革劳动力市场。

我来自泰国，我们在讨论中频繁提到一个国家的总债务到底可以有多少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债务来源。比如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债务，差不多是GDP的两倍多甚至三倍。但是中国的债务价格更高，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债务利息是7%，甚至是8%。而其他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有时企业债务可能只有3%。所以讲到债务总量时，或者是说债务太高时，也要关注债务本身的质量和背后的因素。

如果看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债加在一起，大约占GDP的250%。有很多债来自企业，是在危机中增加杠杆带来的结果。但像中国的新兴经济体，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只要能继续发展金融体系，以使资本市场和企业债市场成熟发展，那么企业就健康发展，所以政策反应应该（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