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第7期领袖对话会于2015年4月22日在上海召开。会议以“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主旨，深刻探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区域开放”。IFF联合主席、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上海市政府、IFF主要成员及专家学者就此展开高层对话，共同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责任与使命，以及中国区域开放与多边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会议期间，国际金融论坛（IFF）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战略合作签字仪式。

 

主旨演讲实录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于4月22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出席国际金融论坛（IFF）第7期领袖对话会，主题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并于当日发布了一份题为《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的专题研究报告。这是陆克文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进行为期一年多研究的成果，报告分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此，陆克文接受了新华网专访，就中美关系、“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嘉宾观点精选

 

记者：陆克文先生，当初是什么促使您想要完成这样一份报告呢？报告的标题富含深意，您认为中美的“共同使命”具体是指哪些内容呢？

 

陆克文：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已经超过35年了，从我的大学时代算起，先后出入中国已有一百多次，分别是以学生、外交官、政治家以及商人的身份，我对中国感情很深。同时，我也很喜欢美国这个国家，到现在我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一年。

 

我在想，如果我能够研究出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能让中美两国关系在未来发展得更好，哪怕能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也是很好的。中美两国虽然在很多层面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但如果你拂去表象仔细探究，就会发现中美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

 

这就说到了中美“共同使命”的问题。我认为，中美两国都有着强烈的意愿，想要维护国际秩序的牢固和稳定。我熟悉中国历史，我知道自汉代起，中国人都不喜欢“搞乱”，现在也是。但现在国际上“搞乱”很多，比如“伊斯兰国”肆虐等。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拥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

 

记者：您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与过去的中美关系有什么不同？

 

陆克文：中国的崛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标志是新中国1949年成立，第二阶段标志是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第三阶段始于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当然，中国崛起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还是过去35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并且对世界各国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格局中至关重要。中国崛起，成为新兴的大国，而另一方面美国占据世界霸主地位已有100多年时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磨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往往并不融洽。于是，去年我花了一年时间跟中美问题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学习和探究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将研究内容集结成册，如果能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贡献那是最好不过了。

 

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过去，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外交策略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换句话说就是收敛锋芒，绝不出头当先。中国现在的外交策略是“奋发有为”，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中都更加积极和主动。所以我认为与过去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和主动了。

 

 

记者：您认为国际多边组织应当如何调整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陆克文：一国经济体量增大，相应地，其在国际多边组织当中承担的责任也要增大。当初，将G7扩展为G20的过程也是这样，美国突然意识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很多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

 

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我当时呼吁他们要增加中国的份额，来反映中国在经济领域实力的增强。美国当局对此其实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其参议院却投反对票，否决了IMF的改革方案。我认为这样不好，问题很严重。如果你关起门来，将中国拒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不健康的。我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说是个回击和提醒，“如果你们不带我们玩，那么我们就另起炉灶。”

 

记者：截至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成员来自五大洲，您如何看待亚投行的前景？

 

陆克文：首先，我认为中国应该会发现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多边机构会是件非常复杂的事，57个国家意味着57个股东。就像主导世界银行的运作一样，主导亚投行同样不会轻松。我想，中国在管理这样一个机构时会遇到不少挑战，毕竟有如此多的参与者。

 

第二，我认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有很长一段时间。据我所知，他能力很强，并志在为亚投行创立一个比布雷顿森林机构更加公平的监管机制。我对他能有这样良好的愿望非常赞赏。

 

第三，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亚投行如何为其第一个项目筹集与安排资金。

 

无论如何，从一开始我就没有为亚投行的前景担忧过，22日我在上海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约需8万亿美元才能满足这十年间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我们来计算一下，如果亚投行的实收资本是500亿美元甚至1000亿美元，再加上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便是1400亿美元。各国都应竭尽所能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出一份力。

 

记者：2008年，您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的概念。在当今国际格局下，这一概念应该得到怎样的推进和发展？

 

陆克文：我主张创建区域性国际组织，是因为它能够促进区域内各方的合作，并在区域内创造出一种“合作文化”和“共赢习惯”，这对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相当重要。

 

我们回顾一下欧盟的发展史。它始于1951年一份煤钢共同体条约，后来就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之后的欧洲共同体，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欧盟。这一系列转变花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各种国际多边组织减少了各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但在1951年以前，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他们的回答可能是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经历过1870年德法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区域性国际组织对解决这些问题很有帮助。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认为在亚洲区域内，有必要建立区域性国际组织。我很高兴看到东亚峰会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中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都是参与国。我认为东亚峰会可能逐步发展成为整个亚太地区信任与安全建立机制，以助各方管控分歧和解决争端，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亚太共同体。这与习近平主席去年在APEC峰会上所提出的“亚太梦”、“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所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主席还在2014年11月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他欢迎美国建设性地参与本地区的未来。

 

我希望看到整个亚太地区开始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它将有助于各方管控分歧和解决争端，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应该建立“亚太共同体”。

 

记者：前不久，“一带一路”战略的愿景和行动文件公布，您怎样看待“一带一路”战略？

 

陆克文：我已经阅读过这份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文件。文件发布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份文件，当时我也在场。

 

从“一带一路”所覆盖的范围来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战略计划。如果仔细了解过“一带一路”计划，会发现它覆盖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国家、30%的GDP以及60%的人口，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个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包含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海陆互联互通与加强商业与创新的发展等，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我也没有过多的担心，但基于我从政多年的经验来看，推进这样的国际倡议也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道路难免会有一些崎岖，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现实。如果从“建设性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迈出这第一步，去从事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活动，如果在这过程中有问题出现，我们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记者：您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吗？这本书外文各语种版本已发行了40多万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著作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次，您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陆克文：我一直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感兴趣，我收集了全套的《毛泽东选集》及《邓小平文选》。我也有中英双语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认为将这本书推向国际社会十分重要，书中详细记录了习近平多年来的重要思想，阐释了他治国理政的方略，这本书还记录了他过去工作的宝贵经验，这让公众对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这本书也收集了习近平主席之前的重要演讲，同时也清楚反映了他的反腐决心。这也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宏伟目标——“富强”都是保持一致的。从19世纪90年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富强就是中国改革者们的梦想，我认为习近平正是这个梦想的继承者，这本书就是证据。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陆克文：“新常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新现象，如果你注意到了IMF关于未来全球经济增速变缓的报告，就会发现“新常态”也适用于全球经济。

 

世界上有些人盲目地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面临崩溃，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或者说当一国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总的经济增速就会变缓，这几乎是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人们需要明白，经济学“重力法则”无法违背。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对增长模式做出改变，中国是否能长期保持可持续增长。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增加私人投资比重、让私营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升服务业发展并提振二线城市发展。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经济模式发生转变时，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另外还需考虑的因素是，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放缓的时期，因此中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高出口来“缓冲”经济增速放缓。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如今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各国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否则，将难以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水平。

 

最后，我非常认同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话中提到的观点，即中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发展的质量。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以上，因为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强于世界上其他的许多政府。

 

记者：前不久，随着美国新任防长卡特的亚洲之行，外界评论称美国亚太再平衡2.0版本出炉，卡特本人也表示再平衡进入新阶段，您怎样看待这个新阶段及其影响？

 

陆克文：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被过分关注了。按照“亚太再平衡”理论的说法，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军力部署将从过去的50%增至60%，但由于华盛顿削减军费，美国全球的军队部署总量将减少，因此，要做到增加部署不容易，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部署最终将保持不变。从某些方面来看，“亚太再平衡”被过分解读了，因为海军力量部署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我写这份报告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个共同框架内尝试找到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这就是我为什么基于建设性现实主义提出建议。一方面，现实地看待分歧是否存在，例如南海、对台军售问题以及中国东海问题等。另一方面，也寻求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两国间建设性的合作机会。目前，中美两国有了更多的军事对话交流，并且不存在障碍。

 

所以我在报告中从建设性角度出发并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核心的战略理念，这一理念既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基础性问题，又能有利于两国开展广泛、深度的合作，而且这两方面互不干涉和影响。这样做是因为共同合作越多，共同解决的问题越多，就会创造更多的政治资本、外交资本。这些政治资本和外交资本将有利于解决过去存在的根本问题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