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opher Jeffery：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这次的对话。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演讲者，中国和欧洲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现在中国也是欧洲最大的一个进口国，同时也是第二大出口市场，而中欧贸易现在已经达到了一日10亿欧元，所以我们现在的合作关系非常的重要，而且在这些互动当中也非常复杂，比如说有些领域出现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识别这些问题，同时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为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在未来做得更好。我们目前看到了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景象，同时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多的主旨演讲，首先是埃德蒙·阿尔方戴利，他是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欧洲50集团主席。他会给大家来讲一讲，他自己的观点，给大家说一说非常重要的中英合作的关系，所以现在让我们热情鼓掌邀请IFF主席埃德蒙·阿尔方戴利先生。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非常感谢各位，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作为IFF主席之一，我们在03年建立了IFF论坛，同时我也是各主席之一，我也要感谢我们此次的主办方，我要感谢主办方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讲一讲中欧的贸易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的前景，以及未来。如果你看看现在的数字，我们看到多令人兴奋的趋势，也有一些令人迷惑的信号。比如说贸易和产品的服务，欧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在销售方面是如此，同时仅次于美国，这个是相对于中国的进口。而且我们现在的贸易流动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有了非常大幅的增长，而且对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30%。而出口甚至是更高地增长。现在贸易的赤字是代表了贸易量的一半，而在过去的三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趋势，这显示进口也有所增加。从3000亿增加到3500亿，但是出口仍然只有1700亿。我们怎么做好贸易的平衡？同时怎么样去能够实现中英、中欧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再来看金融贸易方面的合作，现在看FDI，如果是欧盟到中国的FDI，在2015年达到了1680亿欧元，而中国到欧洲的FDI，只有350亿欧元。这是欧盟出台的一些数字。所以可以看到（中欧）外贸投资方面也有非常大的不平衡，我觉得这也不能够掩盖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现在中国向欧洲的投资，已经变得越来越趋近于平衡了。同时欧盟委员会那里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在2017年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FDI的交易，这是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交易，主要是材料行业。主要的国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个数字是33%，如果跟去年相比下降了33%。对于中国向欧洲的投资来说，现在中欧报告显示，向欧洲的交易在第二季度达到了40亿，这是一个最低的水平，这是从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现在中国到欧洲的投资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双方的投资都是有进步空间。再来看中欧之间的这些金融合作，这些金融方面的问题也会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其实中欧都非常重视双方的关系，我觉得对于这个关系，未来的愿景和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有个中欧2020年的合作战略，已经是在2013年签署了，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战略。我们要看一看怎么样可以实现一个双赢的合作，在中欧之间实现双赢的合作。现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仍然是会看到有些新的行动，投资者他们也必须要作出更多的行动，才能够解决全球的挑战。中欧通过这个战略计划都说要加强市场的准入，加强投资，同时加强金融合作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都是基于质量、基于投资、基于平等，也涉及到网络空间的保护，涉及到防务，涉及到治理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涉及到怎么样减缓全球的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这个2020年的战略日程是中欧之间互相制定的，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建立一个长期的双赢合作关系来说是最重要的框架，在贸易投资方面更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双方面临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实现中欧更好的合作跟交流，从中国这边来说，我们现在有非常积极的经济方面的变化。首先，更多的国内消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消息，因为它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的稳健，同时它也能更好的去加强市场的规模，可以让中国的伙伴以及和欧洲的伙伴更好的合作。第二点，看到这种资本账户的开放政策，我们现在看到有金融稳定方面的框架，也是非常欢迎的，虽然现在有些观点在中国以内，在中国以外，他们都希望能加快金融活动的创新跟活动，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流动性了，但世界各地的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更严格的监管框槛，才能让这些金融活动得到很好的监管。我们知道中国的监管机构也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资本账户的放开。因为世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体系，所以我们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有影响，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政策。
 

说到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我们看到2017年6月份的时候，新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促进在自贸区的外贸投资。在2017年，我们有负面清单的制度，在很多的行业都放开了投资的监管，比如航空、汽车、道路、交通、设备，以及电信、药物，等等行业都已经放开了限制，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来说也有关于它们投资的要求，现在已经是不复存在了，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试点的自贸区，比如说深圳，它们也需要国内和国际的投资，才能保持它的吸引力。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当局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同时也能够继续去移除这些限制和障碍，才能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好，使它在中国的投资能够更加稳健。我们发现中国的欧洲投资都不是特别成功，比如说在希腊的港口，还有与法国的合作，还有很多的其他投资项目，其实都对于中欧之间的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但是说到贸易的平衡，在欧洲很多人都应该希望中国扩大欧洲的投资，比如说高深产品，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些大的国内市场上有更多的投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零售业市场之一。为了要创建有一个互信互建的环境，能让中欧之间创建这样友好的环境，我觉得应该让中国进一步去深化与欧洲的融合，有两件事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欧元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从欧洲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比如说在经济增长方面都已经有了恢复，但我们还需要增强这样的信心恢复，我们需要增强银行业加强金融业的监管，同时我们要加强会员国之间，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法国的总统马克隆就说过，我们应该是依循这样的方向来改革，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于欧洲的市场更有信心，对于欧洲市场来说，我们应该去很好的解决英国脱欧这件事情。还有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都应该继续推进这样的对话，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挑战非常的艰巨，但是最后我们必须要借助，对于双方更好的方式就是大家能达成共识的协议。
 

同时，我也想重申欧盟对中国的重视，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投资者，在2012年建立这样的投资框架，推进中欧之间的投资和贸易框架，还有双方合作，中欧之间的贸易框架，包括11个欧盟国家通过这样“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于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我们必须要继续跟进这样的倡议。同时，欧洲的投资银行还有丝路联盟，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比如说在欧洲的股权融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信号，已经看到很多欧洲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八个省份进行相关的投资。我们对于这样的投资是非常有信心的，还有对未来的变革也非常乐观，我们相信双方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样的支柱可以支持双方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可以让我们双方都能进一步发展。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您刚才的演讲。根据我们的议程，王沅是IFF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夏乐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吴建新先生，神泉能源油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醒男先生，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同时，我们还有贲圣林先生，他是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的老师，我们每一位讲者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具体介绍今天的主题。

王沅：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章节跟大家分享下，我们一直也在研究的关于中欧，甚至于英国，当时因为研究中欧的时候，贸易伙伴关系，投资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把英国包括在内的，但是英国去年决定脱欧，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格局，所以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要把英国单独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统计数据，包括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包括英国脱欧以后对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今后的走向都有新的判断。

 

但是从整体经济来讲，中国、欧盟和英国，在未来几年当中，我认为经济合作、贸易关系相互之间的投资关系的事态都会是良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和欧盟，现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当时的判断把英国包括在内，它的经济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这是经济合作的基础。虽然在整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上，尤其是欧洲出现了移民潮或者难民的冲击，而且经济在2007、08年的整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国这几年的整体经济形势，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自身结构问题，经济趋向于平稳或者放缓的趋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实际上都有各自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很容易把经济和贸易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中欧两国之间在解决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真正需要避免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一种方式。

 

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是在我们作为银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如果长远的考虑经济问题，从国和国之间的长期的发展，人民的福祉这方面考虑，比起简单的政治化处理要务实得多。为什么说中欧之间的经济和它的产品，贸易产品的互补性强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当中，其实最早引进的一批比较大型的，有规模的这种企业，都是来自欧洲的。包括金融机构也是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汽车行业，很多法国的就是欧洲的车场，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的生产汽车的产业。像西门子、ABB，这些大的做基础，实际上我们叫装备制造业的这些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而且很多好的欧洲的企业，甚至于在中国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在上海，在昆山，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走向。但是实际上，好的基础并不一定说明它永远可以这样的持续下去，因为最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是爱立信，我们当时都觉得欢欣鼓舞。但现在爱立信基本上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落后，从技术上，从市场上，已经基本不存在。所以它们的研发中心其实也关掉了。

 

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经贸合作地过程当中，要用一种超前的动态的态度看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某一种现象，我们就可以结论说这现在外国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好了，国外撤资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武断的。我们应该用一种正态的，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前瞻性的看待今后的合作。还有是中国和欧盟在金融方面的合作空间是很大的，原来大家如果回顾起来的话，我们这样做金融服务的这些人都可以想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是怎么利用欧盟的市场的？我们是到欧盟的市场做联合融资，或者我们去发行中国的债券，实际上是我们单向到那边融资。但是现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但要在全球进行融资，也可以参与到全球融资作为主动向外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像欧盟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商业合同的融资方式，仍然是我们今后长期合作的基础。信用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刚才法国前财长提到了，我们跟欧洲的合作，不但是中国欧盟，但是在欧盟内部，我们也提出来一些新的合作方式。比如说16+1，这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方式，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做法会有一些用政治的眼光看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领导人提出前瞻性的、方向性的，战略性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会用一些政治化的解读，其实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给我们自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是做非常实际的工作的，我们如果出去投资只是跟随口号是非常难以实施的。就拿16+1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金融合作不是空的口号，因为这16个国家是从东欧到中欧，跨越了欧洲很大面积，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文化不同，有的是处于东方的阵营，有的是处于前苏联的阵营。我们要利用16+1的手段推动跟外国的合作，这是非常难的。我在国家开发银行做业务的时候，就是做前期政策的拟定，跟国家的政策监管层面对接，我们就提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我们叫一国一策。虽然这里面包括了大的框架里面的16个国家，但是你跟每个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应当地东道国的融资需求，而不是我有什么东西推销给你，而是它发展到什么阶段，它需要什么样的合适的金融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出现问题，比较容易互相指责。西方或是欧盟方面会指责中国有很多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我们自己冷静的考虑，我们确实有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因为中国的关税尽管已经加入了WTO，但是关税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汽车，汽车这几年大家都不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大家看看每个城市的交通情况，或者多少家庭拥有自己家的私家车的情况，就知道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发展有多快。但是在购买和消费一百辆汽车当中，只有五辆是进口的。为什么？汽车的关税很高。你哪怕到俄罗斯，跟我们同时作为转轨经济，作为新兴市场的经济就没有这样贵的车，所以眼见是有关税壁垒。但是这些年也有很多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我觉得我们如果自查自己，也有这些问题。比如说有很多原来我们最早参加WTO谈判的时候，实际上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市场准入。第二个，你如果要进来的话，就是我们国民的待遇。第三个，是信息披露，信息透明。现在你要是倒着看，有的时候外资跟中资的待遇真的不一样，原来我们很多人抱怨超国民待遇，因为很多地方希望吸引外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又做的反过来了，我们现在资金也不缺，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地方的企业，所以对很多外资确实也有很多横加指责的。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食品安全经常查的肯德基和麦当劳，但是街边用地沟油的餐馆你是不是管了？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觉得很可笑，肯德基、麦当劳的产品，你希不希望孩子吃，但是它最起码不用坏的东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是人之常情的，要相互对待。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仍然是要积极参与的，甚至于要起引领作用。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而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因为如果看统计数据，我们的对外投资这几年甚至于超过了对外资的吸引，因为它的增长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在国内就不需要给外资国民待遇？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因为你要走出去的话，你也希望别人公平对待你，如果你是很负责任的，在国际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公平对待。

 

还有经常谈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让投资者非常望而却步的问题。因为外资来了以后说我这儿有专利，有技术，我是按照合同转让的。所以我觉得在国际合作，无论是欧盟跟英国还是跟美国，多边的，双边的合作都应该用平等的原则，或者用一种公平的提高对待这个问题，而且避免政治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如果已经确立了中国跟欧盟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建立政治互信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治互信不是没有基础的，我们如果再往回倒，就是夯实金融合作的关系。刚才前财长也提到，既然中国加入SDR，就说明你已经开始做准备，你是国际货币篮子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是国际货币篮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你的资本账户还是一个封闭的账户，这个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的，从长远推动也推动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资本账户的进一步改革是一定要做的。

 

第二点，最近在十九大的报告提出，包括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开放，最近证监会就提出来，包括一些监管机构，包括保监会都提出来，外资在金融机构入股的比例。比如原来证券行业只允许20%，那就是按照中国的外资法，20%以下的合资都根本不算是合资企业，就是一个国内企业，所以就说明今后的证券公司它的最高外资持股可以到51%，原来保险机构只允许到50%，就说明当时保险就已经是最为开放的行业，现在保险也可以到51%，中方可以49%。像这样的开放措施，会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它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有的。

 

还有一点就是落脚点，相互之间你要有政治互信的话，它的经贸关系也是要长期稳定的。所以中国和欧盟双方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克服贸易保护主义，而且现在中国和欧盟一直在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似乎也见到了曙光，现在已经进入谈判的倒计时阶段。如果有了所有的协定的话，我们大家都按照这个协定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点，中国无论是自己的自身经济发展，还是和全球的贸易伙伴来长期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和相处的话，有赖于中国对自身的进一步的改革，和对外经济的开放。谢谢大家。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你的这些观点，你讲了几点，一开始就讲到了由于英国退欧可能欧盟的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英国的领导人是非常支持中国的举措的。此外你也讲到了实际和长远的问题，也讲到了其他的合作机制，比如16+1，此外也讲到有必要了解各国的情况，而不是从一个板块来对待。还讲到世贸组织问题，准入，还有高的关税壁垒这些问题，也讲到了国内国际投资者的公平待遇问题，也讲到了必须要开放资本市场，因为觉得人民币已经成为SDR的一部分了，而且你也讲到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保险和金融企业中达到51%的持股比例。现在我们请夏乐先生，他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西班牙银行是一家很大的银行，在全球都有业务。

  

夏乐：我跟大家讨论一下中欧贸易的问题，先讲一个宏观的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了全球出现了一轮比较同步的经济复苏。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能说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看到中国的复苏的时候，我问我欧洲的同事，我们BBVA在欧洲也有很强的研究部门。我说中国复苏了，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欧洲和美国的进口好了，所以我们得益于这个。我说你们欧洲复苏是为什么？他查了一下数字，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多了。我说这是在我们部门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家把复苏的功劳向其他人身上挂。以前说美国有问题了，把欧洲带进去了，当时大家说中国的汇率问题，结果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第一次大家说是不是这次同步复苏是由于中国引起的？是美国引起的？还是欧洲引起的？这种自由和互惠的利益会让每一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我深刻的体会。

 

很不幸的是，我们在复苏的同时也看到了整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我们在八月份看到美国用301条款对中国进行调查，这个调查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会宣布一些问题。我们看历史上，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用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调查。最多是对欧盟的成员国进行使用。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种自由贸易，中欧一定需要携手合作，在这方面来进行更多的合作，保证自由贸易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这次的经济复苏，还有我感到整个全球经济三分天下的体系已经形成了，中国、美国、欧洲，这三块是最大的增长动力。如果美国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原因退出自由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中国和欧洲，如果能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下一轮全球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如果它们也跟美国一样，也退回到自己所谓的国家主义或者是退回自己这种保护主义的话，可能对我们整个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体系是有非常严重的打击的。

 

说完这些宏观的故事，说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就是说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和欧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刚才我们的主旨演讲者，讲到中国对欧盟存在大量的顺差，这个是贸易的问题，经常被欧盟引用来和中国进行磋商。但我们看到，这种贸易顺差其实在欧盟内部是不均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2016年对德国的出口是652亿美元，对德国的进口861亿美元，这意味着我们对德国有着209亿美元的逆差，而对整个欧盟的体系有1930亿美元的顺差。你发现对每个国家的顺差和逆差不一致，这导致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说欧盟，但是谁是欧盟？我们在谈判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惑，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代表人物，代表国家跟它们直接谈判。这影射最近中国的市场经济赋予的问题，美国已经说不赋予中国经济地位。而欧盟在过去一年半里面立场有所反复，在内部我们看到德国明确的表示说，我愿意赋予你中国，但是很遗憾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欧盟执行的。所以在双边的谈判中，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叫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未来我们如何能够中国和欧盟进行进一步的顺利谈判。我想不单单是中国方面的调整，在欧盟层面，德国，因为我知道至少从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讲，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对自己的经济做一些结构性改变。现在德国对外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它的GDP8%，这是国家层面上的。但它说是一个欧元区的经济体，所以多少不算，我们要看整个的欧元区的顺差是多少。我的顺差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相信在调整方面，不单单需要中国这方面的调整，欧盟这方面继续的进一步改革，欧元区进一步的进行巩固，建立银行联盟也是整个调整的一部分。

 

说完了贸易问题，我们说一下投资问题。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在过去几年我出席一些和欧洲投资者在中国有巨大投资，他们的会见和会面，我们会相互之间讨论一下贸易问题。今年非常有趣，我有一个机会碰到一家丹麦的公司，它们是做喂鸭子的饲料的。因为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营商环境，特别是对外商有所恶化。他们说我们感到还不错。我说很多其他的外商在中国投资，都是感到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说你们怎么还不错？我们在中国没有办法，说我们是做鸭子饲料的，当然是它一个子产品线，这家公司非常大。他说你知道中国一天消费多少只鸭子？400万只鸭子，这个数字在其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只有在中国贴近我的客户，我才能配出最好的鸭子饲料，才能最好的服务我的客户。当然中国有一些竞争。通过他的故事，我了解其他的投资者，我发现有一个外商在中国的行为，在中国的目的已经发生很重要的变化了。之前我们说招商引资，很多外商看重的是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他市场可能在欧洲，在中国投资设场，中国的工人帮它组装然后出口。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其实本身它盯住的是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是无限的。他说我没有办法离开中国，我如果离开的话，我这个生意就不要做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外商的保护方面，和外商进行谈判方面，我们已经要有一个自己意识到这种深刻的变化。我们不单单像之前一样，如果这些外商利用我们便宜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他们的要求是一种，如果它想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要求是另外一种，这映射到我们双边的BIT，自由投资协定的时候，可能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和对外的关系和之前的关系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中国和欧洲在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时候，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想得到的东西已经不同了，我们不是提供便宜的劳动力给人家使用。这一点上需要我们有深刻的认识。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谈“一带一路”的问题。刚才王女士已经谈的很深刻了。我印象最深刻是在今年5月份，我们在杭州IFF有一个论坛，我觉得特别深刻，我们当时有一位演讲者说现在要考虑加入到华盛顿公约，它是国际上进行国际仲裁的条约。我们中国长期以来和海外发生贸易的冲突或者说在一些需要法律仲裁的时候，我们以前是不同意的，我们是更多的想或适用当地法律，或适用中国的法律，对国际仲裁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虽然很多欧洲的朋友，他们对此事又感到很高兴，另外一方面也感到有点恐惧。说你们究竟干吗？你们投资这么多钱到沿线的国家，你们到底会怎么样？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不单单是中国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可能是第二步或者更远的目标，我们首先要做到“一带一路”是在融入世界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你会跟其他的国家发生种种的情况，有磨合的过程，特别是你的法律体系，仲裁体系，我们中国第一步先要在一个平台上可以对话，我们要适用一个国际上可以认可的仲裁体系。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带一路”在目前的阶段更多是中国整体融入世界的体系。当然我们有很宏远的目标，但是其他的投资人暂时不要担心这个，我们更多是要融入这个体系。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夏先生，讲了非常睿智的观点。同时，现在中国和欧盟也必须要确保我们能够实现一个长期的更好的合作。同时夏先生也提到了，外国投资者不仅仅在中国生产产品再出口，他们希望直接进入中国的市场，这对于外商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提到了非常有意思的挑战，以及“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来看看如果碰到冲突的话，怎么用国际仲裁的体系解决。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西方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忧，担忧“一带一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也给我们解释了这些疑惑。这些观点都非常有意思。现在我就要邀请吴先生介绍一些他的观点。

   

吴建新：尊敬的领导，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的在这里与大家在一起分享中欧贸易和中欧金融的一些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先说两点，第一点中欧贸易新市场非洲贸易的机会。我是做贸易出身，过去八十年把中国的产品做到欧洲去，然后又把欧洲的优质产品又带到中国来。随着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于大众产品的材料、需求仍然是不断提升，仍然需要我们进口，但是欧洲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原材料，所以在它们的殖民地，也就是在非洲，它们又真的是我们投资的天堂，也是我们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原材料的东西。但是我在这里首先要想说的，就是在非洲现在其实实际上它们还是在早期的开发阶段，我们的机会真的是粗放式的机会。交易真的是非常原始，他们交易甚至有的跟中国七十年代差不多，都是带着现金做交易，这个现金也不是一点点，都是一百万、两百万美金，三百万美金，更多的都是现金的美金带过去做交易。

 

其实中欧两国的合作，在非洲真的有很好的合作。因为欧洲人在殖民的经历，他们在那里有管理的积累，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依赖他们寻找可靠的项目和机会，甚至他们做管理。而中方这边带来的资金和销售的市场，贸易的机会巨大，金融服务机会也很大，比如现在他们都是用美元来计算，但是我们中国在非洲有一个人民币的清算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在那里做人民币计算。

 

第二点，我想讲中欧金融合作创新，债券市场战略机会，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其实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很少在国际资本流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还未对外面开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及外汇储备的上升，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也感受到境外人民币有很多清算点。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开始，2010年又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关于“一带一路”的初步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在金融市场上面实现互联互通，而债券市场是潜在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这几年我们公司在欧洲也建立了一个投行团队，合伙人也都是银行家，资深的律师，为企业和政府提供金融服务。现在我们团队已与中国几个大的投行一起，筹备为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企业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也就是熊猫债。包括土耳其在内，希腊、保加利亚跟匈牙利等这些国家。境外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命名为熊猫债券，用吉祥物的名字也是顺应人民币的大潮，特别是在境内市场逐步放开的大机会。我建议中欧贸易合作不仅局限在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体之中，在新的增长地区非洲大陆也有很多的机会，应该紧密合作，学习欧洲的经验，少走弯路，实现共赢，同时中欧金融创新借着人民币国际的东风，建议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关注和参与，大家一起加强合作，继往开来。谢谢大家！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简单的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重点。比如说中欧之间的合作可以在非洲进行，因为那里还有很多的合作潜能，而且还可以用人民币融资，同时也可以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发布债券，包括熊猫债券，还有一些其他的金融的创新。你讲的这些点都非常有意思，下面邀请王醒男先生。

   

王醒男：各位嘉宾，上午好。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逐渐递层级的发言，觉得真的是收获很大。

 

我的发言就我们这次主论坛的一个角度，来阐述一下中欧发展、经贸发展和金融合作的一些问题。我是来自广州本地的一所高校。我想理顺一下，整体上第一个讲中欧合作问题，本身它也是世界贸易经济格局的一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欧合作它也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贸易格局合作的一种发展未来，所以说中欧合作很大程度上对于我个人来讲，刚才像夏乐先生讲的三个方面，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从规则和趋势角度是带有标志性的东西，这也是在我们研究学术领域非常关注的，重点研究的领域。之所以大家刚才讲那几个角度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就是说很多并不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或者深入到的领域，这是很大的启示。这是第一个前提。

 

中欧合作贸易的问题，它就是世界经济贸易的问题。我这个讲话从未来发展角度，我们可以不做太长期的测算，如果从未来十年发展的角度，这个未来发展一定是看好的。平常生活的接触，从很多生活的细节和国际贸易方面，以及国际交流中能看出这一点来。这是讲的第一个，想表达的主题。

 

第二个，结合我们论坛的主题，湾区经济与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个人从国外回来之后，也在珠三角生活了十七年，对整个珠三角的发展，特别于广州的发展是见证者，我在日本东京湾区也生活了五年。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发展前提而言，其实湾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如何促进中欧贸易进一步合作，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现实的大港湾区未来发展十年的效果怎么样，如果经济载体和实体达到那种程度，它的效果一定是可期待的。对此，我也对湾区的发展感觉充满了信心。从这个中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以广东、深圳、港澳整个区域的发展，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们可以寄予良好的期待。

 

从我个人的观察，我前一段刚从旧金山回来，如果从几个湾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排在第四湾区，现在经济活力是最强的，这一点非常能感到。我最近也主要研究互联网金融，在整个珠三角，广东大陆的情况，发育的活跃度真的是其他地区没法可比拟的，甚至呈倍数级的不一样。生活一段大家就会感受到。

 

第三个，我想阐述一下整个湾区发展我们是怎么看的。刚才我从未来十年的角度，因为太远的时期可能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说它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第一点，综观世界各个湾区的发展脉络，我总结出这么一点，它有两大因素，一个可确定的因素，一个相对可确定的因素，一个变动的因素。从我个人观察，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可确定的因素首先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基础设施这一块。基础设施这个地方，整个大湾区的基础设施状态足以支持未来进一步科技进步导致的发展，世界任何一个湾区的发展，从大家经过的，它都有庞大的基础设施支持，它的基础设施支持前提下，才能应付未来很大的变化，而带来发展的平台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大家无论从有形的基础设施，还是无形的基础设施而言，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达到了这种程度。各位嘉宾可能来的时间也不长，这一点从我们交通出行，等等一系列方面的对比，大家能看出来这一点。比如说从东京湾区，从我生活的经验看也是非常便利，都有这么一个特点。这是第一个非常便利的因素。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当今的衡量基础设施的指标，除了有形看到的基础设施以外，就是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产生的另一种形态的无形基础设施，就是信息化的沟通便利方面的影响，互联网这个地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最活跃的地区，并且它的增长潜力和未来可期待的空间又十分巨大，就以深圳为核心的新的科技带动，这一点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对此完全可以有期待。刚才我们大家也加了微信，如果大家看到五年前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形成了另一种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的保证。并且这种基础设施对未来贸易，方方面面人的行为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四个，从湾区可期待的因素来讲，大家能够注意到，现在整个湾区是中国年轻人聚集密度非常高的地区。从世界未来贸易整个结构发展状况来讲，整个劳动力的供给，当然最充足的是吴总讲的，非洲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但是劳动力素质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再往前推的话，还是以东南亚和中国南部新的可保障的，质量比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新的互联网技术，AI技术的进步，导致现在中国内部区域竞争已经完全演化成一种抢人的竞争。以前我们是抢人才，高端人才，当然高端人才永远是科技进步不可缺少的。但是当今世界哪个地方能吸引年轻人，哪个地方发展潜力就足。比如说在世界共享单车利用效率最充分的地区就是广州，所以这是第三个可期待的发展。

 

另外，从世界规则这个角度，中欧贸易合作也好，世界经济整个框架，我认为中国处于很大的主动。在贸易领域，刚才夏先生讲的。中国的发展空间在调整掌握主动权的空间也未来巨大，从刚才王首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些方面，中国掌握的主动空间在市场和变化之间还是很大的。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特别是未来十年成长和发展，是非常可期待，并且是可以相对把握的一个基本事实。从世界范围来讲，它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势头，从世界经济地理的范围来讲都是可以期待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富的人口资源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第三个方面，从湾区和本地的角度论证一下，湾区的发展，它的经济效果如果达到了，而中欧合作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框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地方的发展一定会带动整个，包括中欧贸易和其他贸易，甚至说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最近在柬埔寨和越南投资的华人朋友也接触很多，感受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并且可以目测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可以值得期待湾区的发展。

 

我就是从本地和观察湾区的角度，来对大家刚才的发言从另一个角度的补充，谢谢大家！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王先生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主题，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设施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还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现在我们请最后一位发言人，贲圣林先生。

   

贲圣林：非常感谢Christopher Jeffery。我是临时被征召，但是听了以后发现有一个主题，这个是讲国家与区域合作，发现“一带一路”居然没有放到里面，不知道是因为审美疲劳的缘故还是什么，我想谈一点感想，就是“一带一路”应该是中欧、中英合作的主战场。

 

我觉得“一带一路”应该是中欧英合作的一个主战场，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举措，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地理区域有多大，但是大家通常认为“一带一路”上有65个国家，究竟有多大的量？有多大重要性呢？看一下人口占世界人口43%，这还不包括中国。同时，GDP占了16%，大概是中国的GDP，相当代表全球贸易的22%，可以看出非常重要。这个区域总的来讲还不够发达，在经济贸易以及金融上还不够发达。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在64个国家中，有49个国家有数据。在49个国家中，大概40几个国家需要国内的融资，它们的金融系统不能够给自己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发展，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希望帮助“一带一路”的项目。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带一路”和中国的金融关系，你就可以知道这种联系不够。

 

比如说在64个国家中，只有26个国家中有中国的银行设置分行，在64个国家中，只有20个国家有中国的保险公司或者银行的代表处，所以这种联系是非常薄弱的。欧洲可以进入当中发挥作用，因为“一带一路”中市场大，机遇大，但是缺资金，缺人才，缺适当的银行系统和保险系统。而欧洲因为有所有这一切，你们有世界一流的银行系统，有归管制度，有人才，有资金，有这个区域以及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当然中国和这个区域是在人口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金融秩序上也是最大的市场。王教授已经讲到了金融科技，中国是实际上最大的金融科技市场，而且也是全球的领先者。我们看一下金融科技的发展，就知道在不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印度，还有其他的这些“一带一路”的区域会发展的最快，非洲也是一样。很多的“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资金不够，它们是金融科技革命的沃土，中国在这方面是可以提供它的经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中欧能够合作，提供资金，提供金融服务和最新的科技，那么“一带一路”的区域就会成为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区域，经济上也是有包容性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前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欧洲应该关心“一带一路”的区域？从地理上来讲，“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连接，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它们这些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也是欧洲的邻国。在中国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他们是你们的近邻，要想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中东、中亚、东欧的国家问题，因为它们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国家是我们的共同邻国，所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的举措，也是欧洲的举措，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就是我要说的，谢谢。

   

Christopher Jeffery：好，你的信息非常清晰，金融的包容性大有长进，刚才你也讲到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概念。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进行讨论，我更好要提出的问题跟这个相关，问各位嘉宾一个问题，你们都讲到了现在应该抓住的最大机会是什么。刚才你讲到了非洲的机会，这个论点是有相似的。从你们这边来看，你们觉得如果是要取得双赢的话，那么中欧应该做什么事情？在哪方面可以加强合作？不一定是一个全面的交易或者是一种安排，可以是一种比较具体的行动也可以的，非常愿意听听您的想法。

 

王沅：谢谢Christopher Jeffery。如果说现在先把范围缩的稍微规整一点，因为这个话题本身比较大，如果把区域再无限的扩大，这个事情不太容易落到实处。其实中欧的合作，互补性很强。咱们从欧盟往下缩，比如说中德，中德我觉得在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两个经济体。因为德国在二战以后，实际上它的经济的成功也有赖于它自己的开放，德国实际上二战以后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但是德国从传统上来说，又是一个技术基础非常好的国家，它们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技术，我想是在欧盟当中是非常靠前的。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特点，我们在欧洲做国家开发银行业务的时候，包括德国，就发现它们很多在全球拿有先进技术的这些企业都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的这种最大规模的企业，都不是西门子、ABB这些最巨大的企业，有很多都是中小企业，有很多其实都是企业的董事长就是专利的拥有人，而且都是从自己的原来私人企业发展起来的企业。这一代人都是二战以后起来的人，这些人都进入到七十岁的年龄，都有一个传承、接班，寻找新的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开发银行也促使了几个比较好的，非常高的技术，我先不说具体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过度的宣传，我们把业务做了，对双方都有好处，促成了就好了。他们做的这些比如用在航空，海上石油的钻井的钻头，它们的材料技术，加工技术真的是一流。而且他们不仅有传统的国际市场，他们也希望把这个市场非常稳固的推到亚洲，因为亚洲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区域。政治上的麻烦也比较少。所以在这种双方非常需要有互补的情况下，你如果能够加入金融服务的话，这种合作就比较容易促成。有的时候双方都有意愿，但是资金有缺口，这个事情就做不成。

 

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葡萄牙，当时在全球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07、08年，几乎葡萄牙都要退出欧元区的，因为自己的财政赤字太大了，根本找不到任何方法来弥补这个巨大的财政赤字。它唯一的办法要出卖原来它自己国有的在大企业的股权，收购一些中资企业，像电力、电网，这都是国家的重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想收购的这些中资企业也跟开行谈，我们也说如果你想长期做，就作为一个股东而已，它的日常经营管理还是尽量的留给对方。我觉得做国际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因素非常仔细的想清楚。你可以提供资金，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来了以后，收购了，我要把我的管理人放进去。刚才吴总说到的非常重要，利用这个地方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开展国际业务的时候。所以中国跟欧盟的合作，我觉得也不可以是例外的。所以像葡萄牙电力，葡萄牙电网，它当时也有一些非议，说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基础，就好像我们把中国电力卖给了俄国人一样，大家觉得感情上有点不能接受，但是它卖了以后还是稳定了当时的经济，而且它的经营群还是留在了国内。我去调研的时候，发现葡萄牙电力的总经理，是原来他们澳门电力，就是中国的澳门电力的总经理，他在亚洲工作过二十多年，对在澳门工作的时候，通过澳门这个地区对中国是很有了解的，所以在谈成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类似这样的例子，如果长期可持续，还是要从非常脚踏实地的，非常具体的例子做起。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要问一下夏先生，你有没有看到相似的态度？如果西班牙碰到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你同事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同时在西班牙，我们在投资方面有全面的合作协议，这也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谈判文件，是从2013年已经开始谈判了，目标是希望中欧双方都可以进入互相的对场，同时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这个谈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在这方面谈判有什么进程？或者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夏乐：非常感谢。我们希望能够促进自由的贸易，能够和所有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这个可以帮助那些碰到困难的欧洲国家。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已经复苏了，我们又说到了双边投资的谈判，这种也有谈判，但是由于政治的氛围改变了，在去年并没谈成。但是我觉得在15轮谈判之后，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达成协议。但是还有很多障碍，一个欧盟是否愿意承认中国的投资地位。第二个，双方投资协定也是双方自由贸易协定的开始和起始点，如果你不遵守WTO的规则，对于我们再谈判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中欧双方都已经出台一些刺激性的政策，希望在今年底能出现一些进展。

 

Christopher Jeffery：我再问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中欧合作当中的一些最大的机会，你希望欧洲的这些合作伙伴，如果说到大湾区的建设，你希望能够看到欧洲的国家有怎么样的举动？怎么样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如果从欧洲的合作伙伴角度来说，你觉得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王醒男：谢谢主持人。我觉得整个大湾区发展的过程当中，与欧盟国家合作这个空间应该是非常广阔的，并且是全方位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态势表现出来的。整个来讲，整个湾区，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结构，某种意义上讲就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经济结构。从现在已经存在的整个湾区和欧盟国家的联系角度来讲，我没有具体的核心数据，从中国目前贸易交往、游客交往，从这两个基本数据来看的话，从人数而言，整个湾区的人数和比重，我想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并且是在所有跟国家合作的过程当中都显示出这样的特点。

 

另外，从湾区和欧盟进一步合作的商业空间和发展趋势而言，从整个大湾区对世界贸易规则可接受的土壤角度而言，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地区。因为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觉得它接受外部的规则和对接也比较丰富。既然有这样一个好的土壤和环境，我想欧盟企业在整个与中国经济合作存在着比较强大的互补性的前提下，它发挥作用的空间，我想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前提就是通过不断地交流。因为有的时候交流和设身处地的实际考察，确实是促进双方了解并且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在具体领域，我们在座的这些事务决策者和工作者，他们能给出欧盟的国家和企业更好的建议。我这里就不多阐述这个问题了，谢谢您。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再问一下吴先生，之前提到了在非洲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欧盟，我们现在也在讨论欧盟应该要把中国当做一个发达国家来对待，因为有些人觉得现在在欧盟跟中国在非洲，还有其他地方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你对于这样的观点是怎么看的？因为你之前也说到，在非洲可以有更多的中欧之间的合作机会，我想问您一下，对刚才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吴建新：其实中国跟欧洲在非洲的竞争，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总体来讲，我跑了好多非洲国家，包括从非洲过来的朋友，我也跟他聊过。其实中国人开展非洲贸易，走了不少的弯路，说不好听的，中国人可能有很多的钱在非洲是打水漂的。正因为中国人在非洲的经验不够，非洲的文化，非洲人的个性，还有中国人在管理上面所欠缺的。所以我们需要欧洲这样的一个老的帝国主义，应该这么说吧，你们有非常多的经验在非洲，可以提供过中国的一些投资者和企业。因为中国最近几年有大量的需求，包括油、气，包括有色金属这些东西都大量需求，但是中国人确实在非洲缺乏经验，应该要像欧洲人或者我们共同联合。在非洲国家的开发。因为中国人缺乏经验，缺乏管理，但中国人现有很大的市场然后有大量的资金，所以这两者怎么合作，是互相有一个对接的。真正落实的话，我觉得按照实际的操作模式，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可行的一个方案。中国跟欧洲共同在非洲打造一个很大的市场，我相信会共赢。谢谢。

 

Christopher Jeffery：关于这一点，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欧洲的合作还是有非常有大的潜力，不仅是非洲，同时还要通过西班牙进入到拉美的市场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刚才有人提到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欧洲也是非常支持亚投行，亚投行塔也是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担忧，比如说有人觉得项目必须要环保，同时它还要受到可靠的监管，这个您觉得会成为障碍吗？因为现在每个人可能对于“一带一路”的观点还不一样，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障碍呢？

 

贲圣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能代表金立群行长表达观点。我自己的观点，作为亚投行采取最好的决策，采取最佳的实践，确保我们能够从世界各国招聘到更好的人才，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欧洲对于亚投行的支持。但是我们把亚投行放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亚投行非常大，但是还不够大，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来说，特别是从投资和基础设施来说，亚投行只是世界需求的一小部分。这又回到了我最喜欢的话题，金融科技，我们必须要拥抱技术，必须确保我们有包容性的金融，我们必须要让众筹和这些业态得到应用，能应用到亚投行和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要确保建立一个合适的规则，才能真正实现PPP，实现公私的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当中。这样才能让大众参与到其中，这个在一些案例当中已经得到了应用，比如在荷兰、埃及，我觉得我们要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更大胆一些应用这些技术，比如说金融科技，确保我们的参与度更大，确保公众参与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Christopher Jeffery：谢谢，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回到之前曾经提到的一些主题，说到了“一带一路”，之前也说到“16+1”的对话，在欧洲现在也有一些关切，就是说“一带一路”还有“16+1”可能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平的观点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又需要怎么做才能减缓人们的担忧呢？

 

王沅：在欧洲当中，刚才我提到了关于“16+1”的模式，其实也是说要把欧盟里面，它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区域的不同类别的区域优势，稍微有一点区别。即便是这样，我觉得16也大了，它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如果要把它捏在一起，这样我觉得会说起来比较困难，实施比较难，说怎么说都行。你不需要落实，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放在那儿，看着就行。但是继续落实的话，16还需要细分。这个可能从政治上考虑，希望把欧盟再继续细分。因为发达的欧盟，传统的核心欧盟成员，像原来的法国、德国，包括英国，这都是欧盟最主要的国家，当然现在英国正准备退欧。当然这些合作的方式是在“一带一路”上，也是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方式不一样的，如果你要看贸易关系，像德国、法国、英国，它们跟中国也有贸易逆差，但是今后的贸易逆差之间的平衡关系是靠两边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调整来解决的，如果你要再看16+1的16国，16国贸易逆差更大，几乎都是中国单向向这些国家出口，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技术，没有原材料，没有很好的工业制成品向中国出口。拿波兰为例，我去过波兰很多次，它们有一个投资委员会，就像我们原来最早的外资委一样，希望多吸收外头的投资到波兰来，也坐在一起谈中国跟波兰的双边贸易问题。我们中国的代表团就认为中国和波兰的东西很互补，实际上是在农业、农产品跟食品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的有些原材料可以再到波兰去加工，出口到欧盟地区，因为它已经是欧盟的成员国了，它可以躲掉贸易壁垒的麻烦。但是操作的过程中又有具体的一些困难，不是那么顺畅。有的时候你想出一种方式，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是要不断地细化和调整的。有的时候出现，比如在欧盟里面又开始细分，细分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用政治眼光，说16+1是不是更多原来东欧的成员，从个数来说是。包括奥地利、匈牙利这些国家，其实像匈牙利、捷克，原来即便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影响之下，其实政治体制从六十年代就和苏联大大的离心离德，要不然也不会有捷克之春、匈牙利事件这些问题，所以很难把这16个国家非常简单的捏和成一起，变成一个政治上的联盟。所以这个政治联盟根本不存在的，尤其像奥地利也都在里面，捷克和斯洛伐克还分成两个国家，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做具体业务的时候，就在不断地提醒，第一个要非政治化，第二要市场细分，一国一策，这是你做业务的时候想要落到实处就一定得这么做。否则的话什么事都做不了，这是简单的回答，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Christopher Jeffery：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您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宋敏：刚才讲中欧英的合作，我注意到讲中英比较少。我简单说中英的金融合作空间非常大，英国脱欧以后，对英国伦敦的金融中心是有冲击的，英国对怎么样进一步维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非常关注的。实际上给中欧金融合作，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实际上伦敦一直非常积极在推动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如果你跟纽约来比，纽约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它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不积极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英国一直是非常积极的，人民币一定会成为国际货币，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英国和伦敦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以进一步深化，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的人民币市场，香港是第一。

 

第二个，正在探讨的沪伦通，上海和伦敦的债券，可能还有股票上面的通。因为在中国香港、深圳，香港和上海、深港通和沪通比较重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全新的思维，讲到金融中心不一定是完全的竞争，还可以合作，所以中英的合作空间是巨大的，如果中英联手，这个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块合作，刚才几位一直讲的金融科技的。伦敦是一直走在金融科技的前沿的，所谓的金融监管、科技监管的沙盒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是很欠缺的，虽然中国对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持有很很宽容的态度，但是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路。我就补充一下。

 

贲圣林：我们其中一个项目就是FCU支持的，我们正在和他们的团队进行合作，来看看监管体制方面看看怎么合作，这一点提的非常及时。

 

Christopher Jeffery：这一点讲得非常有意义，伦敦的确是在这些商务合作方面是非常开放的态度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事例，也的确是值得我们在未来具体思考，非常感谢您的补充。在我们的讨论中的确没有多提及伦敦，这不是针对你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所有的讲者鼓掌，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有意义的观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