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及前外长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认为，国际社会要作出选择，是构建一个以规则为基准的多边、公平、 公正的竞争环境，还是陷入民粹主义和乱战之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全球化不是全新的概念，但是新一轮全球化的规模之广、强度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诠释经济全球化的绝佳案例。曾经，全球化只是像工业革命一样将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全球融合的强度以及速度远远高于以前。

2007年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余威未消，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却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唯一原因。金融危机也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称之为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意识到必须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应对全球化。于是，20国集团（G20）应运而生。

G20峰会自1999年开始，最初只是各国财长之间的交流，国家的政府首脑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之后，我作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联合了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诚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华盛顿举办第一届G20峰会。自那以后，G20峰会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并奠定了全球最高级别经济论坛的地位。G20峰会逐渐取代了八国集团（G8）协调全球统一行动，因为G8不足以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原因在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如中国并不在其中。

在2014年离开欧盟委员会之前，我有幸参加了此前每一届G20峰会。G20峰会的召开意义重大，避免各国再次回到20世纪40年代全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时期。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全面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马上全面抬头，形成严峻的形势。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应该归功于G20峰会在协调领导人统一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G20使金融系统更加稳定，并在2009年为此设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制度设计旨在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球化的框架。

全球合作的黄金时期

G20峰会提供了一个协调合作的时机与平台，第一次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政府首脑可以不受拘束的坐下来畅所欲言，而不是朗读已经准备好的演讲稿。议题包括如何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以及采取何种行动以保护经济增长。欧洲当时深刻的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甚至一度对欧元区的未来表示怀疑。所幸G20带领大家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欧洲与欧盟普遍认为中国在维护欧盟及欧元区金融稳定性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G20当时与中国政府，包括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最高级别的对话，并坚信中国会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

现在的G20峰会依然传承了当时的精神吗？很可惜，现在的峰会的精神与往日大相径庭。在欧洲，甚至全世界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有时又将其称作“民族主义”，因为它总是强调自己民族优先，可是我们忘记了如今是一个全球互联互通的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又在我们眼前发生，应对这些危机的化解之道在于开创性的想法和长远的打算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创性的想法必须建立在多边治理的基础之上，各国应当团结在一起，维护多边治理的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

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之前，多哈回合谈判就以失败告终。当时由于一些成员尚未做好准备，国际社会并未接受全球贸易协定。而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达成双边协议，有时甚至双边贸易协定都无法继续。

所以需要一个多边的平台来建立稳定的多边秩序，这也意味着秩序必须建立在一套公认的、能够遵守并执行的规则之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现状感到担忧，因WTO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下，我们对它的实践机构缺乏必要的支持，这将无助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冲突。

不仅需要加强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机制，也需要敦促国家的治理机制的落实，因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无视国内的治理体系——比如依法治国——只将治理体系的失灵原因归咎于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而试图去解决全球治理机制问题是一种妄想。

在国际社会中，竞争是不可避免。问题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会在可预测并稳定的系统中进行吗？或者我们是否会在全球对抗的背景下看到国家彼此之间的倾轧？

所有坚持开放原则的人都应当争取一个建立在规则之上的稳定体制，一个使决策具有可预测性，能在稳定的框架中运行的体制。这也就是支持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和多边机制的重要原因。

其次，还应该努力增加互联互通，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不仅是运输和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他领域也应不断加强世界联系。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但当前国际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处于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为过去的机制已经失灵了，但是新的框架、新的秩序还没到来。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而通常过渡本身都会带来质疑、焦虑和不确定性。

现在的国际秩序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源于预期，而是由于缺乏规则引起的。现在全球增长的最大风险可能就是缺乏可预测的规则和稳定的系统。而目前，焦虑和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了商界和投资者的怀疑，这样悲观情绪的蔓延也会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最后，必须决定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遵循规则的世界中。

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是会支持开放还是站在开放的对立面？无论我自身，还是欧盟都坚持开放的态度。

进入中国

在未来的秩序当中，中国要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当然中国的角色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现在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我认为中国的结构性增长前景取决于是否能够落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对改革所作出的承诺推动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中国的增长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而言都相当重要。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或者从个人的角度，我呼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包括对外企开放，尤其是金融行业对境外的企业能够进一步开放，这将有助于创造和改善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推动发展、营商以及稳定的全球秩序。

所以尽管现在看来全球化正在经历一些波折，一方面，商品、服务贸易的流动，以及跨国旅游、通讯、人际交往、文化、科技交流持续进行；另一方面，摩擦与阻力依旧存在。应该坦率地直面这些问题，并坚信两者相较之下，未来更强的趋势是一个更加全球化，更互联互通的世界。

从气候变化到金融不稳定性，到贸易摩擦、国际恐怖主义和流行病，这些重要的问题也和全球化密不可分，这要求我们有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和机制。不能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方式，割裂地看待这些问题，要知道唇亡齿寒，同舟共济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采取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来为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增长创造必要的稳定性。当然，也不要忘记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更先进的主要经济体的支持才能得以发展，因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不仅应该是和平的世界也应该是一个以正义为原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