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欧洲50国集团主席、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认为，应通过碳定价打造全球碳排放交易体系，较高且具有可预测性的定价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2018年10月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份详实的公开文件，描绘了“中国能源转型的新时代”。《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2018》（CREO2018）1以“十九大”的战略思想为指导，详尽地记录了“十三五”发展指导方针的落实情况。这份文件所记载的初步观察鞭辟入里，并且提出了有效可行的建议。该文件首先强调，“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风险”。

这些挑战的艰巨性相当于要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且全球排放的问题也会带来不同寻常的政治风险，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

该报告也强调，“能源行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因此减少能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份报告对2050年的前景提出了两种设想。其一是“国家政策方案”，预测有关能源行业的现行国家政策得到充分和有力的执行，其二是“低于2℃倡议”，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这两种方案有着共通之处。首先，能源转型的成功取决于工业领域，因为在中国，工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费群体；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化石燃料的份额会逐渐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会大幅下降，而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将占据主导地位；第三，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能源转变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的影响，因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满足新的清洁能源用户的需求，都将促进经济活动，抵消化石能源的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世界上所有必须应对能源转型的国家，这三点都很有指导意义，该文件就能源转型所提出的建议也具有普适性。首先，要把严格控制煤炭的使用作为重中之重；第二，在未来十年里，将可再生能源，即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第三，短期内也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正如报告所述：“制定合理的煤炭价格将有助于在化石燃料的电力和可再生能源之间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应该制定进一步的措施，包括知道哪个煤炭的最低价格。此外，碳定价和碳市场必须将电力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纳入其中。”

碳定价与气候变化

根据最后一项建议，碳定价应作为对抗全球变暖的一种手段。相比其他限制碳排放的措施，碳定价有其优越性。在阐述原因之前，先做两点说明。

首先，要摆正自己的目标。正确的目标不是降低所有能源消耗，而是降低会造成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消耗。应对气候变化，决不能，也不需要使用马尔萨斯的经济政策，这将降低生活水平，造成大规模失业。地球上的人口增长仍将集中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满足当地人民巨大的能源需求。减少化石燃料能源不应解读为减少能源需求。

第二点，世界各国政府青睐于通过行政措施、禁令、财政激励、公共开支来减少碳排放。这样的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中国关闭污染最严重的燃煤发电厂；德国让消费者支付的关税补贴可再生能源；法国给家庭补贴以减少他们对化石燃料能源的依赖，必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这些做法诚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增加了成本，而且对全球福利方面的贡献非常有限。因此，能源转型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供应。通过调控煤炭市场，就可以将所有碳排放纳入管控范围。我们确信，无论竞争环境如何，所有煤炭的使用都是污染的根源。

为了建立市场，为了减少碳排放，必须引入可交易的排放许可。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市场，就可以控制排放量，根据当地情况进行碳定价；也可反之，先确定碳价格，再根据市场需求控制碳排放量。

固定定价与价格控制

这两种做法都有国家采用。比如，英国政府当局采用固定碳价格；而欧盟和中国都建立了本土碳排放交易系统，旨在控制碳排放量。后两者的方法比英国的方法效率低得多。为什么？虽然控制了排放量，但价格波动巨大，这样一来就没法及时接收碳价格波动的信号，而价格波动与排放量息息相关。

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排放交易体系（ETS）时，碳价格是每公吨30欧元；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碳价格跌至每公吨3欧元，并持续了大约十年。2013年，碳价格回升至每公吨25欧元，现在又在下降，大约每公吨18欧元。必须强调，明确的、可预测的、不断上涨的碳价格可以推动生产商和消费者做出改变，从高度碳密集型产品转向低碳甚至无碳产品的生产及消费。

从常识判断，碳价格的上涨会使高碳排放的活动成本增加，这就会引发经济学家所谓的替代效应，那就是最终减少碳排放的能源，摆脱碳排放。因此，全球变暖的问题，可以从碳定价着手。

如果碳排放对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成本过高，那么企业就会放弃这项活动。诚然，更高、可预测的碳价格是对抗气候变化的最有效手段，但是从短期到中期市场反馈来看，碳价格的上涨会引发可行性和竞争力问题。如果碳价格上涨幅度过大，那么某些能源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导致能源短缺，公司倒闭。

这就是有些人支持政府出台可预测的过渡性措施的原因，比如在通胀率的基础上叠加给定的逐年增长的百分比，这样经济结构就能够顺利适应能源的转变。事实上，采取这样的手段也是必然。因此，碳价格是一种激励信号，也使大家觉得走上正确道路并没有那么痛苦。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阻力。为了克服这些阻力，并鼓励欧盟适应基于碳价格的体系，我自己在欧洲就发起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高级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

中国也在考虑引入这样一种机制来辅助其它已经采取的行动。这样就能给所有国家，就解决碳排放及竞争风险提供更多的灵感和方法。目前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支持下，我正计划在巴黎召开中欧领导人联合会议，就碳定价交换意见，并发起倡议。

通过推动这次会议，我们将表明，欧洲愿意同中国一道，以决心和效率共同面对人类面临的这一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