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认为，在规模和国际化水平上，中国投行仍落后于一流的国际从业者。但大湾区独特的发展环境能促进它们的实力不断增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合作枢纽，是落实党的十九大这一重要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粤港澳湾区发展对提升我国证券业投
资银行能力带来了巨大机遇。

一、粤港澳湾区发展为提升我国证券业国际化水平带来重要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是“9+2”的11个城市，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超过 80%，地区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10 万亿元，已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携手港澳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纵观全球主要湾区的发展，金融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擎作用。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金融为纽带，分别形成了“金融 + 服务”、“金融 + 科技”、“金融 + 产业”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和发展模式。投资银行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的枢纽功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提升我国证券业国际化水平带来重要的历史机遇。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套监管体系”的独特区位特征，为我国证券业依托湾区锻造强大的适应能力和进化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我国证券公司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在我国现有的 131 家证券公司中，22 家在深圳，6 家在广东。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地证券公司中，15 家证券公司发行H 股上市；5 家证券公司在港分支机构在港交所独立上市，分别是申万宏源（香港）、海通国际、国泰君安国际、西证国际和兴证国际。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我国证券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桥梁，从我国证券公司跨境业务发展实践看，大多数是先立足香港，再进一步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太地区开展业务和设立机构，最终进军欧美市场，建立辐射全球的业务网络。亚洲金融智库（AFCA）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 (2018)》，对大湾区各城市产业空间分布和金融专业化进行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空间分布已经逐步从香港的一城独秀，发展到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核心集聚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香港金融集聚中心的功能主要分散到了深圳与广州，形成了 3 个城市辐射
其他城市的效应。粤港澳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以及三种不同的监管体制，既能对区域运行风险保持控制力，又能作为全面开放的“桥头堡”，为我国证券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试验田”。因此，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金融科技运用的机遇，积极参与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合作枢纽，对提升我国证券业国际化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二、粤港澳湾区发展为加强投资银行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实践平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投资银行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融通资金供求、促进资本形成、推动企业并购、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引导风险管理等作用。

投资银行发端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银行，最初的业务是为商人票据进行承兑。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到来，商人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逐渐从原来的贸易融资服务发展到帮助公司筹集资本金，提供专业性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现代投资银行已突破了证券发行承销、证券经纪交易、证券私募发行转让等传统业务框架的限制，从交易中介进化为资本中介。

从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看，现代投资银行的核心业务体现为 5 个方面能力：

一是风险经营能力。投资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风险经营不仅是简单的风险管控，还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处置，即面对风险业务所具有的经营能力。

二是投资交易能力。2017 年高盛、摩根士丹利做市交易实现收入分别占到总收入 24%、32%。

三是产品设计能力。产品是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的主要载体，一流投行的专业服务最终体现在多样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四是金融科技能力。当前金融科技浪潮正在改变金融业务模式和竞争格局，利用金融科技增强业务协同效应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成为一流投行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力的重要手段。

五是研究分析能力。资产定价能力是投资银行的重要特征之一，研究分析能力是资产定价能力的基础，代表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对标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我国投资银行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产规模偏小、业务模式简单、抗风险能力较弱，创造价值能力不足，缺乏复杂的、专业的解决资产配置的能力，没有实现基于核心能力的差异化发展，国际化发展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家战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金融需求不相称，尚难满足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的高质量、综合化的金融需求。

同时也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证券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截至 2017 年底，131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 6.14 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11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30 亿元；2017 年底净资产规模是 2011 年底的 2.94 倍，高于同期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国际投行 1.07 倍、1.05 倍的增速，为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我国证券业加强投资银行能力建设创造了发展条件。

粤港澳湾区作为内地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连接、转换的关键区域，以及其独有的“一国两制三套监管体系”的发展环境，为我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投资银行，在不同金融监管体系下，在金融业态发展程度多样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加强投资银行能力建设提供了的重要实践平台。

三、粤港澳湾区为我国证券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枢纽作用

跨境业务是投资银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证券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表现。随着我国证券业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跨境业务收入对公司总营收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公司年报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境内上市证券公司跨境业务收入为 204.48 亿元，同比上升 10.97%，中金公司、海通证券和中信证券跨境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17.5%，17%，11.8%。但是与国际一流投行相比尚有不小差距，高盛集团 2017 年度 39% 收入和 77% 利润都来自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我国证券业国际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证券业拓展国际业务提供了广阔天地，粤港澳大湾区将发挥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一方面，香港与国际规则同轨、专业服务能力强、全球性通道和平台、国际认同度高等优势将进一步强化，与内地
经济的联系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会进一步提升，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融中心。与此同时，澳门则可致力于经贸论坛、业务节点、产业多元化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打造多元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分别为“一带一路”建设引出英联邦国家和葡语系国家两条便捷路径。香港与总人口 20 亿的英联邦国家，如英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有传统紧密关系；而澳门与占总人口 2 亿多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也有紧密的关系。其辐射范围可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并可延展至欧洲和南美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内地证券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枢纽功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着两条便捷路线大力拓展国际业务。

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监管作用

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证券行业法定自律服务机构，积极支持证券公司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共建大湾区金融合作枢纽。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证券及期货人员资格有关的安排》（CEPA 协议），协会建立了内地与香港证券、期货及基金从业人员资格互认的具体安排，即通过内地证券法规考试的香港从业人员可以通过简化程序向协会申请取得内地证券从业资格；取得内地证券从业资格的香港从业人员如被一家内地证券机构聘用，其在香港的从业经验视作等同内地相关工作经历，可按照与内地从业人员同样条件和程序申请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截至目前共有 1014 名香港同胞通过了内地从业资格考试，273 人注册持有执业证书，362 人通过简化程序取得从业资格。

目前澳门与内地尚未建立从业资格互认和同等待遇简化程序安排，但已有 685 名澳门同胞参加内地从业资格考试，298 人通过考试，28 人注册持有执业证书。借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的东风，我们期待推动在大湾区实现包括港澳在内的更高层次的资格互认和简化申请程序，为推动大湾区证券领域深度融合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共建大湾区金融合作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