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解读大湾区发展趋势，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顺应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中国下一步将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而构成的产业体系。这一产业体系和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我们强调高速增长，未来则更注重高质量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建立起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进该地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通过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变革，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发展这种战略性新兴市场，大湾区建设必须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是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新材料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在大湾区建设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要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以研发投入强度为衡量指标，即一年内全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此来评估大湾区科创水平所处的阶段。2016 年，广东研发投入的强度已经达到 2.56%，超过 OECD的平均水平 2.4。从研发创新投入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通过创新驱动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和条件。

然而，这个指标仅意味着流量达标，要达到研发创新投入存量的积累，广东地区或许还需要 10 年乃至 20 年时间的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强度相对较低，仅为0.73。香港特区政府已明确提出要在 2022 年使香港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投入到研发创新的资金总额每年将超过 2200 亿元。

当前，深圳的研发投入强度是 4.1，尽管香港研发创新的强度较低，但香港具备广东所欠缺的一些优势条件。一是拥有四所世界一流大学，而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都没有能够进入世界一百强的大学。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直接融资体系，建立现代化的直接融资体系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广州和深圳的直接融资体系存在短板，而香港在为科技创新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现代直接融资工具这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三是国际化程度高，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完备的法治条件，能够与广东形成互补性的联合机制。

从全国范围来看，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相互竞争的还有其他几个区域。比如，2016 年长三角地区投入在创新领域的经费达到 4200 亿，超出粤港澳大湾区约一倍。其中，上海的研发强度达到 3.82，浙江的研发强度达到 2.43，江苏的研发强度达到 2.66，上海和江苏均高于广东。再比如京津冀
地区，2016 年创新投入达 2440 亿，略高于粤港澳大湾区。其中，北京 2016 和 2015 年的研发强度分别为 5.96 和 6.01，其研发强度冠绝全国，聚集着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最好的企业创新平台及最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更进一步强化了京津冀地区的创新优势和潜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够率先建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率先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
京津冀地区必将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将对标全球金融网络中心纽约湾区、全球创新网络中心旧金山湾区以及全球现代制造网络中心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三个都市圈，一是广州、佛山、肇庆都市圈，其任务对接港澳，明确下一步自身在大湾区内的定位；二是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其任务是通过与港澳优势互补，形成自身差异化定位；三是珠海、中山、江门都市圈，其任务是通过与港澳加强合作，以发挥自身优势。上述几大都市圈的差异化定位决定着究竟如何在大湾区打造形成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网络中心、创新网络中心和现代服务网络中心。鉴于此，应当在大湾区建设中尽快明确几大都市圈未来的发展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依托高标准的投资、营商和市场环境。过去 30 多年，广东在与港澳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社会这只和谐的手、开放这个压力的手捏合成为体系化的合作机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从过去 30 多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比重达到 61.2%，外商投资比重达到 11%，国企比重达到 27.8%。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然而并非所有行业都如此，比如金融行业，其国企成分所占比重为 90.7%；再如医疗健康产业，其国企成分达到 89.9%。实际上，在文化、教育、科研、零售批发等领域，国有企业的比重均在 60% 以上。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言，在不同领域打造民企、国企和外资比重合理分配的体系，形成充分开放的市场、投资和营商环境，皆为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