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时联、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张嘉明认为，依托国际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东亚新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点。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国际经验证明，湾区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也是全球科技、创新、金融和产业集聚中心。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大湾区，它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国内外专家预计，到 2030 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将超过现有的三大湾区，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

为此，国际金融论坛（IFF）以其成熟的运作框架为基础，以国际论坛为平台，2017 年 11 月在广州举办大湾区建设论坛，暨 IFF 第 14 届全球年会。会议围绕“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的主题，探讨构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以推动中国及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第 26 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第 26 届联大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国际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参与了此次研讨。广东省及广州市两级政府主要领导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落实“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一带一路”倡议

2015 年 3 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明确提出。
2016 年 3 月，“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粤港澳大湾区”，2017 年 7 月 1 日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习近平主席出席签署仪式。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在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对于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国两制”国策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辜胜阻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定位是构建世界级创新经济的湾区城市群。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发达的城市群，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核心城市，能够带动区域的分工合作和区域发展。”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完备的高端产业群，有健全的现代产业集群和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粤港澳大湾区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网。在这个湾区里，高校世界 500 强的数量也比较大，并拥有一大批国际化创新人才。粤港澳大湾区是优质资源和要素栖息地，有开放多元的包容环境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有高效的物流体系和便捷的生活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化港澳与内地融合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抓手，以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得到全面落实。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需要。与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对此表示高度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有容海抱湾的区位优势，它还背靠国内广阔的经济腹地，是构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引擎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心脏。”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他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意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他呼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紧紧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来。”

粤港澳大湾区：到 2030 年前后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约 700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 左右。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到 2030 年前后，粤港澳湾区的人口会增长 1800 万，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湾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数据显示，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产值约 9.31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 1.4 万亿。“未来 10 至 15 年，粤港澳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邢自强还认为。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马建堂常务副院长也对这一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如下三大独特优势。首先，该湾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才汇聚，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水平高。其次，在这一湾区内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第三，这一大湾区最的大特点是一国两制，它包括的三个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其多元差异是世界上其他湾区都不具备的。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大湾区的规划及发展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新趋势：第一，更多的消费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拉动；第二是投资的转型：越来越多的投资倾向于创新型和知识型投资；第三是投资的反弹开辟了中国出口的新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赶超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潜力。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钮小鹏介绍了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他指出，服务业占比较高，优秀人才引进，法律以执法完备，明确的差异化等，是这两个湾区独具特色之处，值得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学习。但是，钮小鹏同时提醒：“高税率、政策、政治不稳定，高成本、重监管，以及不清晰的激励机制，是造成这两个湾区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将一些竞争优势拱手让给美国中西部和南方内陆地区的主要原因。”同样，在介绍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时，中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姚培生认为，未来粤港澳湾区不应该照搬旧金山、纽约、东京湾的发展模式，不应该成为吃喝玩乐消费者的天堂，而应该成为凝聚创新者的都城。姚培生建议：“粤港澳发展要有超前创新的理念，至少应该超前 30 年到 50 年的理念来制定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形成良性互动。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从发展贸易口岸角度出发，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支点。他介绍说，在近代历史中，广州十三行是世界第三大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也一直是全球繁华的世界级城市。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的崛起，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发展，以及广州港的快速建设，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及区位优势，承载着对外开放的使命。在国际贸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和能力卓越而突出，以这种内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站位和支点，将其打造成服务于全球的中国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此外，余利明还特别强调，“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地理跨度都不算大。同时，三个港口位于共享华南的腹地，在经济发展上都已经是完全的市场化运作，香港已经是全球运作非常成功的自由港。所以，把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超级枢纽港来看待，组合形成粤港澳大港区，既具有合理性又十分经济。”


粤港澳的大湾区将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是 IFF 联合主席、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的观点。他还认为，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引领中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战略意义具有全球性，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级水平的大湾区，潜力不可限量。“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祝宪副行长说。

粤港澳大湾区将在三地优势互补中实现协调发展。梁锦松在解读大湾区发展的机会和方向时指出，“首先，大湾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符合时代需要，符合地区客观发展形势。其次，世界已经从工业经济引领的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引领时代。为实现产业金融创新的有机联合，湾区或城市群的发展是必要的；其次，这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客观形势，及三地优势互补现实。”IFF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处在微笑曲线不同位置上，所以，这三个地区优势互补性强。另外，中国在全世界服务贸易排序的序列位置比较靠后，这会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而港澳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服务业贸易的发展方面，广州应加强和港澳地区的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挑战：主要矛盾在于粤港澳间体制机制的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阻碍。”辜胜阻指出。他强调：“该湾区的一体化面临区域本位主义、同质竞争、体制障碍三个难题。粤港澳大湾区在与内地的合作中要解决运行机制、体制机制、文化环境三个落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
需要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需要融合各个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从优势互补转向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有精彩到繁荣共造；需要产学研企的合作，打造湾区创新型人才。”祝宪也表示，大湾区的建设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大湾区需要体制机制的
协调和创新。”

除了体制机制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和挑战，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要将粤港澳建立成一个大湾区，其实就意味着要对这三个不同地区长期存在的竞争的局面进行修理调整，这就存在着寻找平衡的问题。但是，夏乐提醒：“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来自于地区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在大湾区的建设上，可能需要对以往的竞争局面进行修整，在保留一定竞争和开放的模式下，如何引入政府的干预指导，找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乐还认为，“大湾区还应该关注信息的流动。中国内地的科研、人才教育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信息。但是，很遗憾，现在，无论是信息，还是人才的流动，依然是有阻碍的。”他提醒，“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挑战，它们分别来自于对于人才的吸引，以及贫困问题的缓解。一个城市想要留住人才，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如何降低房价、或者发展本地的租赁市场，是这个湾区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同时，能不能在湾区之内实现土地建设指标上的相互调剂，以及在湾区之外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购买进行补贴，更好地留住湾区内的人才，值得政策性关注。与此同时，目前香港有大约近一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不能够对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解决湾区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么湾区的发展即使很快，却不能称之为成功。”以上问题也得到了其他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梁锦松指出：“目前大湾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分隔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市场、资金、人才方面的流动都没有完全打通。所以，要想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必须要打破分隔，必须要一体化，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献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创新驱动为主要抓手

1. 广东牵头、依托港澳，三地联动优势互补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应客观认识到三地发展的差异，这在本次与会专家当中达成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粤港澳三地可以分别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带动，联动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巡视员陈炳才表示，大湾区的建设应该以广东为领头羊协同港澳，共同发展：“在过去的 15年里，广东的经济总量增长了 8 至 9 倍，如果在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以广东为领头羊，其他地区协同发展，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大湾区的城市群，无论大中小城市都应该有适当的专业和分工，而不是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主要中心城市。”陈炳才的观点很明确。

来自香港的专家学者则认为，香港因其在人才、金融等方面的影响力，可以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依托。梁锦松从香港的角度出发，指出香港对建设大湾区最重要的两个贡献，第一是培养和吸引全球的人才。首先，香港在制度上是很多国外人才喜欢的；其次，香港的生活方式是国际化、多元化的，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都十分便利。因此，香港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国际人才聚集的中心。香港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金融，香港是功能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梁锦松认为，作为人才中心和金融中心，香港应该跟周边的地区，特别是深圳、广州等合作，发展生物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他强调，在三地的合作方面，为更好地推进大湾区的建设应关注如下三点：一是实现香港与内地不同的经济要素的突破性流通；二是实现粤港澳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等各行业专家更好的合作；三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胡伟星指出，香港在大湾区的建设中能够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主要有三：一是金融业的特殊优势；二是专业服务业在各行各业都有竞争优势；三是国际交流、合作和联系方面有一些天然的纽带，与许多
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除了“超级联系人”之外，香港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基于此，胡伟星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两个特别行政区、九个城市和广东省的业务部门切实进行政策沟通，达成政策上、项目上的落地；第二，人心相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为此，他还建议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互利合作，完善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幸福和荣光。

2. 强化顶层设计，创新合作方式，加快大湾区三地一体化协调共进

对此，于洪君的看法是，必须在完善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协调发展。他建议在政策举措方面，“首先，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行动纲要；其次，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科研教学机构、大众传媒广泛深入加强交流、协作和对话；再次，粤港澳三个地方要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建立完善三地适用的体制机制和各种标准方面加大探索、加大力度。”祝宪表示，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就是如何融合和分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是要促进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融合，二是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顶层设计，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还可以作为创新合作方式的试验田，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原巡视员陈宣庆就此发表了他的思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创新的步伐：一是创新合作平台，以联动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原则，统筹大湾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产业平台建设，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产业合作平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体系建设。二是创新合作机制，完善跨界基础设施协调机制和跨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完善跨境口岸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构建维护区域金融安全新机制，建立社会治理激励机制，完善流动人口监视和预警机制，建立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三地共建大湾区低碳发展示范工程，加快形成大湾区绿色经济体系。三是创新合作项目，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三网一中心”，积极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其他港口的枢纽航运中心，治理产业合作重大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支持粤港澳共建金融圈。四是创新合作政策，促进要素流动，建立统一市场，设立高层次协调机制，完善协商对话机制，加强规划衔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形成合力，加快迈入世界一流湾区和一流城市群行列。

与会专家认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始终遵循协调发展的理念。而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一体化建设。针对一体化建设，李佐军进一步阐述了如下十个方面的“一体化”：思想认识的一体化，体制机制的一体化，规则和政策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市体系建设一体化，市场发展的一体化，环保标准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品牌服务的一体化。

3. 构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环境友好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始终秉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带动地区发展。鸠山由纪夫指出，在创新创业方面大学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拥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粤港澳地区也有很多大学，广州拥有 100 多万在籍学生，这将对今后经济发展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在对比研究粤港科
技创新水平的基础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以研发投入强度的指标来衡量湾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发现，去年广东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已经达到了 2.56，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广东已经开始步入创新驱动阶段。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强度比较低，只有 0.73，但香港拥有四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直接投融资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陈炳才巡视员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中心区和示范区。陈炳才指出，要成为示范区，“需要重点关注环境生态技术、社会治理、技术和产品方面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基础教育和科研投入。”

金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发挥金融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李东荣就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和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国际湾区，应该配套建立一个高效运转有效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金融配置资源的枢纽功能发挥各种金融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可以为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高效适配的金融服务支撑。第二，要发挥金融服务体系在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建设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现状，加强金融合作，立足比较优势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围绕空间和产业布局，优化金融布局，从而把握好金融服务的力度，实现湾区现代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第三，应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新时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互联网金融是数字化时代下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和金融资源布局的新兴领域，而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理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既要聚财，也要聚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庄恩岳建议，搞好世界大湾区建设要多引进现代金融人才，他强调，“特别是盘活资产的各种金融人才、能够变废为宝的人才，尤其是拥有哲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各种人才。”新加坡 Meinhardt 集团 CEO 提出，大
湾区的良好结构，能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提高湾区竞争力。对于人才的引进，也应该实现更多的开放，欢迎外国人，吸引全球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能再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大湾区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从棕色增长转变为绿色增长。”韩升洙如是说。他进一步指出，韩国 2010 年建立了一个全球绿色增长机构，并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金融论坛也可以建立一个绿
色增长中心，作为一个在中国领先的气候变化研究机构，可以涉及绿色金融、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依靠国际金融论坛的资源，绿色增长中心可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关于绿色增长的重量级研究机构。对此，研究绿色金融的专家、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杰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该重视绿色金融，建议可以先试点绿色资本自由流动，或建立一个绿色资本市场，吸引境外的企业、“一带一路”的企业，或者政府来这里发行绿色债券，也可以吸引境外的资本投向湾区内的绿色建筑、绿色领域，“也许可以把湾区绿色资本市场打造成为在亚太区甚至全球极具吸引力的资本市场”，叶杰斐巡视员对此充满信心。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主任张建宇提出将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作为大湾区绿色增长中心的重要内容。绿色供应链就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深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心，包括增效，节约、节能、节水、节电等要求，也包括像低碳、环保等整体要求。他介绍说：“中国是首先提倡在亚太地区建立绿色供应链网络。”促进整个地区产业链互联互通等绿色化目标国家，而现在全国绿色供应链做得最好的就是在当前的大湾区，也就是东莞的绿色供应链。在东莞市政府的带领下，推出的“东莞指数“不仅作为东莞制造业行业的评价依据，也成为了企业节能增效的具体措施。大湾区作为全球绿色供应链的中心，要做一个全球绿色组织发展的基地，也要形成绿色创新的温床和土壤。”

4. 把大湾区建设成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载体

陈炳才指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加任何政策条件和开放市场的条件，相关的贸易协定是平等的贸易协定。中国还会提供充分的技术、资金和设备，而且是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

作为持续深耕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专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围绕建设大湾区，促进“一带一路”稳健发展这个议题，提出如下三点看法。他认为，第一，“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建“一带一路”，最关键的是加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基础设施连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如何落实上述提到的五个方面的联系上，要有效利用大湾区这个载体。在全球其他几个港口城市，都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好几个地方都具备了建设大湾区的条件。具体到粤港澳这个地区来看，跟其他地方相比，更占有区位及资源优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走出了真正比较开放的一步，大湾区建设联系了“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三，在“一带一路”与建设大湾区这两件大事互相依托、互相支撑时，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联动的开放。这种开放是各方面的开放，包括开放金融体制、汇率管理方式，服务业及农业等；二是联动的协调及内外部的协调；三是吸收顶尖人才，不仅吸引中国内地的人才，还要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这需要中国政府在吸引人才政策方面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