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F2018 学术圆桌峰会
-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
- 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新发展的建议
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IFF）
发布时间：2018-11-23
梁锦松，IFF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
在中国我觉得短期在贸易战的阴影里面经济肯定也是会减慢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起点或者增长的起点还比较高所以还是可以承受的。对长远来讲我自己还是看好，因为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的高层包括习主席一直都非常明确的坚持我们会继续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具体措施特别是在开放方面，我们还在期待在改革方面有更具体的措施，当然在民间我们都希望在改革方面有三个方面是可以有比较明显的进展，第一个是减税减费，在这个方面我们听到可能有一些进展了；第二个方面是简政放权，因为在中国做一件事需要的时间和程序还是比较长、比较多，如果能够有效地简政放权对发展经济是很有利的；第三个方面有些学者说是国退民进，但是可能这个词不是最好我们还是期待能够有进一步的国企改革，但是国企改革不一定参照国外所谓的私有化，因为私有化有些时候好像就是把国企放掉了，好像刚才我得老同事老上司说的私有化不等于国家完全的放弃，因为我们看新加坡的国企改革他们重视在股权方面减少于一半，但是国家还可以透过董事会等等对这些国企进行很有效的监管，我们希望在国企改革上面能够在管制方面还有在资金提供方面比较能够按照市场的规矩办事而且有措施能够让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在融资方面要跟国企有同等的对待来解决这个融资难、融资贵，所以如果能够真的坚持改革开放，我对中国的前景还是蛮有信心的。
李纪珠，IFF理事、新光金控副董事长、台湾银行前董事长：
主办单位给我们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第二个是有关于中国经济跟金融的发展。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今年刚刚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十年，所以今年大家有很多的主题都是围绕在说我们会不会有下一次金融大的波动，围着金融海啸这个主题。但事实上过去这十年时间因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非常的严重，所以各国做了很多挽救经济的一些措施，不管是财政政策或者是Q1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行政手段，不可否认的也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事实即便到今年现在我们还看到很多后遗症持续的存在，比如说因为太多的货币被放在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金融资产都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对于过高的金融资产也都会有很担心它会有泡沫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为了救经济债务负担非常的沉重，不仅是政府尤其是民间企业因为低利率的关系大量举债，所以民间企业的债务负担也非常的沉重。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做了这么多挽救经济的措施，真正经济强劲复苏的事实上只有美国，欧洲跟日本有一些温和的复苏，很多新兴经济开发体都还是在不稳定的复苏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其实整个大环境需要一个稳定经济成长的环境来支持我们去面对前一波金融海啸所做出的各种经济政策或金融政策的后遗症所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的经济环境是稳定的。尤其是在这一波金融海啸所实施的一些大的宽松的货币措施的时候还造成一个政治上的因为所得分配并不平均造成的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的兴起它影响的不是只有政治层面，它影响到各个国家执行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它的金融改革等等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审慎的去面对一个相对来讲还在处理危机后遗症的现在的经济阶段，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却在这个时候面对全球保护主义的兴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争。
2008年金融海啸虽然来自先进国家做了很多的稳定措施为恢复景气和稳定全球金融帮助很大，可是不可否认这其中中国大陆提供的稳定金融跟稳定它的经济成长对稳定全球经济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可是在现阶段中国大陆本身也在面临积极处理它内部因为金融海啸所做的一些政策的后遗症的调整以及它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却出现了比较强的中美贸易跟全球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中美贸易它带来的事实上是打乱了这些企业家们原本照他既定的规划步骤要做的投资，要做的贸易规划等等决策行为，所以你可以看到IMF或者world bank已经对明年的经济成长做下休得预测，大家也看到全球的贸易量在开始萎缩，整个全球投资量也在开始下降，这个不仅造成整个经济减缓它的动能不利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理面对已经有一点挑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打乱了我刚刚讲全球企业家尤其是全球已经形成这么紧密的供应链形态的时候打乱了它的布局，所以我觉得这是加重全球环境不稳定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好好审慎的去处理这个全球所面对的保护主义产生的新的冲击以及恶化，大家面对去处理前一波金融海啸后遗症所带来的现在不稳定的一些处理。当然在此同时前一波金融海啸能够得到一个顺利的处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于全球大家紧密合作。可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在现在全球保护主义的氛围下如果再出现一个因为这一波保护主义造成的冲击而进一步冲击全球金融不稳定的时候，全球各国是不是能像过去那样紧密结合来处理一个全球不稳定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些都是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上大家都必须要小心处理的问题。
其实经历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大陆在研发能力上头并不是只有单纯的经济的量的成长，在经济研发和创新上已经有相当大的实力，事实上世界各国在看中国大陆的时候也不是以一个新兴经济体在看待，所以我觉得大陆应该更有信心的去执行这些已开发国家特别关切的智慧保护权的相关问题，这不只是为了应国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大陆本身，我自己碰到很多不错的企业家，他们具有非常强的研发能力。但是因为国内执法可能相对没有那么严谨，反而没有办法淘汰弱者而让那些以仿冒起家的人打击大陆自己本身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这会影响大陆一直在推动的所谓质量并重的经济发展，我相信大陆绝对有这个能力，我相信主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强有关于智慧产权的保护来帮助自己国内好的企业成长，我相信这方面大陆肯定已经在做，只是我们希望它可以做的更彻底，更强力一些来帮助好的企业尽量发展。那另外大陆目前面临的金融方面也是给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今天之所以影子金融会这么大力的发展是因为当我们加强做金融监管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一致的标准，所以让这些影子金融有一些监管套利的空间，它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监管成本不管法律追刑成本或者其他成本来跟一些被约束的、正规的、被监管的金融机构来竞争，从而造成影子金融部分会加速的扩大。其实这部分如果我们能杜绝监管套利，把这些已经存在的影子金融因势利导慢慢地导入比较公平的监管条件，我相信会有助于大陆经济的稳定。
王燕，IFF学术委员、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现在全球经济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像基础设施的缺口都需要长期的耐心资本。而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耐心，比如数据来说在今年前半年整个全球的对外投资减少了41%，中国变成了最大的接收国，美国变成了第三接收国，原来美国是第一接收国，所以总得投资量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那么什么是耐心资本，我们认为它是投资于一种关系的资本，它不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标而是与伙伴共赢为目标的一种资本，是和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成正比关系的，和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成正比关系的。那么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培养了我们农民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耐心，由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我们都知道儒家对于子女的教育都是非常的耐心，所以有一种长期文化的趋势，投资也有一个长期的导向，所以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周边的国家也是有比较高的储蓄率，这种高的储蓄率是和耐心资本不一样的但却是和耐心资本成正比的。耐心资本也是有助于防止金融海啸的。现在OECD写了很多文章提倡要吸引长期投资，要达到十年以上或者二十年这样的长期投资，那么中国现在提出南南合作、中非合作、一带一路提供了大量的耐心资本，建立了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绿色基金等等，我们认为中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有助于把一些不耐心资本变成耐心资本然后用于发展以及防止大的金融海啸。我们认为需要有更有力的措施来防止耐心资本变成不耐心资本、短期资本。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去考虑的就是怎么样防止耐心资本，本来是长期的资本现在变成了短期的不耐心的资本，怎么样防止失去战略的耐心，这是一个主要的观点。另外现在FDI下降的趋势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有一个建议是希望建立一些粤港澳大湾区的基金特别是像创新基金或者绿色基金，这样相当于可以吸引粤港澳三大地区长期的储蓄，让他们把长期储蓄转化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来投资于粤港澳地区的债券、股权以及风险投资。另外需要政治政策制定者制定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合作的法律，目前只是成立个一个机构发表了管理办法而没有法律，这个法律应该对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合作的理论做非常清晰地阐述。为什么要对外援助？为什么要对外合作？是不是中国在这方面有特别高的比较优势？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能够使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都能够得到利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需要中国立法对外说明中国对外援助，还要加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评估和排序，对于提供对外援助的这些机构和公司要进行评估和排序。
俞 岚，中国新闻社编委、经济部主任：
中国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想这跟中国采取了“三化”这个路径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当然很多人以为一旦过了河，中国就会抵达到他们所熟悉的那个彼岸，就是跟OECD国家大同小异的那种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用40年的时间证明了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这是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而且被证明了是一条成功的新路，当然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我想简要从历史中三个有趣的现象来谈谈中国发展的几个思路，简要说一下，第一，从地区结构来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40年发展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那就是不同的地区交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背后就是中央支持和鼓励，地方进行。那么下一步，我想稳住中国经济还是同样要进一步激发并释放地方发展的动能。第二条，从产业结构来看，过去40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叫你方唱罢，我登场。那就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在中国往往能够携手并进，而且是各领风骚。背后是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需求结构的丰富性、多元性以及一种不断地在演化升级，所以下一步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和地缘政治不稳定性增大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可能仍然是我们发展的重中之重。第三条，从所有制的结构，主要从民营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叫给点阳光就灿烂。其实就是民营经济一直就在比较艰难的环境中去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所求不多，只要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只要有相对稳定的政策信号，民营企业就能非常顽强地生存下来。所以今后创造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的政策的信号，避免大寒大暑、大起大落仍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夏 乐，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些成果吧。第一个是关于国际形势，这里面我把它主要放在经济形势，那么从国际经济形势上来讲，我觉得目前有一个两大分化趋势，这两大分化第一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经济应该说是一枝独秀，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和或放缓。那么更大的一个分化就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分化是更为明显的，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危机的苗头。那么除了这两大分化之外，还有两大隐忧。隐忧第一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过程，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加息路径已经差不多过半了，但是未来美国的加息应该在何时而止？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问题，包括美联储内部它也不能形成一个非常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预计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里，这个美联储加息的市场预期以及它最后的结果可能会给我们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额外的动荡。第二个隐忧就是我们讨论很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因为中美这是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他们之间的贸易争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它重要的贸易伙伴，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发展中国家其实还是非常脆弱的。在我们金融海啸已经十年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大概三轮的这种金融动荡。第一轮是08年，当时是全球金融海啸，然后2013年的时候，美联储开始要从它的QE中退出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又出现了一轮金融动荡，现在是第三轮。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实已经是危机的状态，而且现在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所谓这种民粹的兴起，可能会给他们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国家制度，还有政策、框架带来新一轮的冲击，所以在未来的一两年，我们预计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危机的情况。
最后，我想聊一下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建议，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由于最近的经济放缓，我们的政策方面有一个转向，大家各个的部门、监管者在利用一些更为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来对抗周期性的放缓，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大方向上，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定力。比如说在金融监管的方向，刚才我觉得俞女士讲得很好，就是要打击监管套利，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可以有一些调整，但是在大方向上不应该有所动摇。还有一点就是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地位的定义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居住服务的提供，而不是一个炒作的资本工具。
宋 敏，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危机的状况。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货币已经“腰斩”了，股市也跌了很多，当然现在还没形成一种整个成片的危机，区域性的危机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确实很担忧这件事件。最后讲的政策方面，讲的大方向上需要定义，可以在战术上进行调整，都讲得非常好。
孙 蕊，美国保尔森基金会顾问：
今天就两个问题进行一下非常简短的阐述。首先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这里我要讲的是三点，第一点呢，不可避免的是中美关系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深度的解读。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会对国际经济形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次中美两国首脑推动一些框架性的合作达成共识。大家对中美关系要有一个深入的展望，中美也会进入一个新常态，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对于国际形势也会进入一个新常态，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当中，甚至于更快，科技的发展将会对全球产业、人类和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一块的关注，包括对这一块的产业跟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是气候变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但是目前还没有被受到太多的关注，所以希望在这一点表达我们对它的关注。第二部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新发展的一些建议。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了，但是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个经济体，我们建议坚信绿色发展对中国产业的开放、经济新增长注入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如何塑造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包括长期的一个投资和整个社会、政府的合作将会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全球在绿色发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兴动，IFF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点是整体而言，大家都认为2018年过得很不容易，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词就叫Frustration。这个词Frustration，大家都明白，我想大家都经历过来，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人应该说是体会更加深刻一些，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Frustration，主要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么2018年就要结束了，2018年无论怎么样已经走到今天，面对着2019年、2020年的这种预期，大家整体的判断应该说都比较谨慎，应该乐观的形势不大。从现在来看，2019年面对着五大风险，这五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2019年的这个看法和判断。首先第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会怎么走，如何发展。
其次是美国的经济究竟在高风险运行会有多长时间，然后美联储的政策将会如何采纳。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将会怎么走，中国如何重新定义重新再出发，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我待会再简单跟大家分别分享。第四个是Brexit，就是脱欧，会不会硬脱欧？是软脱欧还是硬脱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五个就是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会不会在201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且这一些金融风暴会不会成为一个传染病会传染？是个案呢？是分别能够可控的还是能够走向别的地方的？那么讲美国，美国现在的经济，大家看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是大家都认识的，五十年以来，在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这三个指标结合起来共同的认识是五十年以来最好的。但这种最好，第一个问题：还能够在高位上跑多远？第二个问题就是跑到高峰，跑到尽头，这个尽头面对的是一个斜坡还是一个悬崖？第三个问题，面对这种状态，美联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联储是加息三次四次还是两次？这个大家全球影响应该是不太一样。第四个资本市场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分裂？那么我们基本的看法就认为美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大家预期的要慢一些，减税，第一轮的减税并没有达到减税的目的，减税的目的是希望推动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家投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的企业更多的是把这个资金拿去搞股票回购了，没有达到。第二批的减税结果出来成为一个大的问号，资本市场对它来说应该是没有信心。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可能跟三个不可能。首先第一个，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团队可能会不急于跟中国达成协议，原因是他现在这个中期选举刚结束，特朗普要竞选2020年的总统选举还需要两年时间，现在就要出来去做，他可能知道这个局唱得太早了。第二个是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它不怕跟中国打贸易战，他不急于出来，他认为可以跟中国再耗下去，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耗到最后阶段，还没有坏到他希望中国坏到的阶段，那时候可能从中国得到更多的东西出来。第三个事实上美国与欧盟、美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情况还没有谈下，它会产成一种什么状态？不知道，可能过早地跟中国形成这种关系可能还没到，时间还不到，所以这三个很有可能导致美国不会短期跟中国形成一个谈判的结果。
但是从另外三个角度来讲，美国可能需要跟中国谈。首先第一个，中美之间这种对抗有很可能出现冲突，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可能不是美国所希望的，比如说中国几个礼拜以前还是个把月以前，南海的这种军舰冲突很有可能会失控，那么这种失控可能不是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团队在这个阶段准备的。第二个他们也在担心中美之间现在的谈判，美国的谈判筹码是最高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可能趋落，美国的政治、特朗普的政治可能也在趋落，那么跟中国的这种冲突会逐渐在削弱。第二个角度来讲，再给中国一年左右时间，中国可能会在痛苦当中逐渐找到自己的那种生存之道，那么美国可能还不如现在跟中国谈，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三个，中国可能会利用它自己巨大的国内不断在增长的购买力，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采取不同的办法对付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很有可能它在中国的市场会得到失去，很多的东西都得不到，从这个角度讲，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不会再进一步加码下去，双方之间会回过来谈，但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点是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着下行的压力，经济增长应该说从市场观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要大于国家统计局和官方统计局所体现出来的状态。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心应该说是比较大规模下降的，我们归纳起来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叫结构性的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周期性下降，第三个原因是决定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导致的政策调整以后产生的经济增长下降，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政策、其它各方面导致的民营企业的信心丧失，第五个原因当然是外部的冲击。所以这样的五个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如果不采取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如果不能够及时制止，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调整、改革，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难以避免会继续下降，它的难度可能会在2019年到2020年持续下去。第四个关于脱欧，英国脱欧我们倾向于会出现一个软脱欧的状态，整体上，但是风险是很大对吧，那么现在应该说纠结如果说出现一种软脱欧的状态，应该说欧共体，欧洲部分和英国明年的经济应该会得到不错的正增长。最后一点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我们整体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它应该是个别，应该说是一个内身的风险，它的传染性不至于太大。
曹 莉，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的全球化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个特别是包括贫富，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而且现在面对全球的贸易很大的贸易摩擦，使新一轮全球化的阻力很大。另外有专家估算，过去以关税减让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可能最多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百分之五，但是以互联互通为动力的新型的全球化可能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它是不断地更新这个全球投资缺口的数据，它对56个国家的公路、电力、铁路、水资源、电信、港口、机场这些行业投资缺口进行测算，2016年到2040年，这些国家需要94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是15万亿美元，所以我们也看到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潜力。我感觉下一轮的新型的经济全球化应该从全球的互联互通来推进，那么在全球互联互通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就像刚才王沅老师提到的需要大量的耐心资本投资。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倡议，“一带一路”的落实也需要很多国家一块进行，在这时候我们发现全球同时也提出了其它的倡议，比如说日本、美国，特别是彭斯最近刚刚访问日本的时候，美日决定在周边国家投资七百亿美元。另外欧盟8月份的时候也推出了计划，要推动欧洲和亚洲之间在道路还有网络、digital这方面的投资。所以下一步我觉得全球在这些方面应该更好地协同一致，所以我觉得互相之间不应该是竞争对手，应该是partners，全球通过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化，主要的国家、主要的经济体可以形成协力，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大的倡议之间怎么样更好地协同一致.
陈文辉，IFF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
我讲几个观点和形势判断吧。上一轮危机主要在发达国家，欧洲和美国，那么一般以前的金融危机是两年到三年就结束了，上一轮危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关注的。那么这轮危机我认为可能不在主要发达国家，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在它的体制和机制在危机这个过得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经受住了一种考验，在制度上做了很多的完善，所以下一轮危机的主要体我认为可能是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第二个美国降低税率，提高关税，我认为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而且对整个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布局的调整可能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地方。
那么第三点我想说的中美虽然现在在贸易战，但是中国经济的这种价格弹性，从它的事实验证来说，它是比较大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比如说我们的石油从13年的平均一百一十三美元、一百一十多美元一下子腰斩到二十六美元是不是，到四十五十美元之间，那么大家都能够适应，所以中国对这个关税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认为它的这个价格弹性可能或者说承受力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要做一个特别悲观的看法。但是这里的可能会有一种趋势会出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全球经济增长在下一轮增长当中，它可能更趋向于叫内生性增长，而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增长。就是当贸易受限的时候，也就是各个国家它内部自身的增长可能会比重占得更大一点，这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而且增长的潜力我认为主要是在亚洲人口大国这一块，它的需求量是比较大，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或者是对于世界来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探索一种维持可持续增长的一种新的动力。那么这个新动力，不仅仅是一个产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可能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一些制度的方面可能需要去突破去解决。
邢自强，摩根士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我非常简短的从我们接触到的全球主要的企业和金融市场大型投资者的角度，现在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有三大辩论，第一个就是在全球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甚至长期化的过程中会不会造成全球的供应链的搬迁，这个对于中国长期的生产力的改进，FDI的吸引力可能是有很大很重要的作用；第二，明年如果美国进入经济进入下行期甚至出现较大的调整对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和冲击；第三，结合前面两个外部的动荡，现在国内的政策反应是否足够去抵御这些风险？第一个小问题，我觉得可能在这两天也会仔细的去讨论，我跟我全球31位经济学家、行业的分析人员一起从事了这样一份研究，结论就是即便是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甚至长期化这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搬迁短期不会。因为难度大、成本高，更何况可备选的承接的经济体非常有限，从其短期来讲，已经看到了在现有的产能布局下一些跨国企业把它的美国订单出现出口替代交易，向周边的一些经济体多增加订单，中国少一些订单来规避关税，但是跟中长期来讲，把这个产能从中国搬出去，供应链去寻找新的经济体，我们平均算了一下，通过这种案例分析和大数据的一些问卷调查，会使得供应链的成本增加10％左右，那么在美国经济如果明年也面临一些向下的拐点的情况下，这种成本的上升也可能是跨国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短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中长期来讲，我们走访的多数的企业确实表达了越来越关注是否能在中国以外的经济体寻找扩张产能、新兴产线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长期来讲是有一定风险的，我觉得目前来讲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这种强度来进一步的通过类似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改革开放的高地，更加市场化、更加的落实国企的中性原则，这样可能能够部分的抵消掉关税以及其他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和跨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发的这种转移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调整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今年毫无疑问全球来讲，好像从经济的势头上，太平洋的彼岸似乎风景独好，出现了经济比较热、美元的升值、全球的资金向西流等等情况，但是就像前面几位分析的，很多是一次性的财政刺激，明年从二季度开始，这种一次性的刺激逐渐的消散，进入拐点向下，到底对新兴市场是祸还是福，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次可能不会产生太大的，像08年或者是98年对新兴市场产生的一个危机、这种冲击，因为很显然现在大家已经关注到联储的加息步伐可能也会放慢，那么美元可能也会出现颓势，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兴市场未必会产生像今年这么大的冲击，那么包括贸易摩擦的这种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会随着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的波动来减缓下来，这个从最近的各方面会议也能看出。
最后一点就是，最近国内的政策反应目前是否足够，因为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可能觉得是不是我们要像历史上一样采取大规模的信贷和基建的刺激，才能够应对这种外部的动荡，我觉得尽管市场信心现在是跌跌撞撞，经济面临一定的放缓压力，但这一片的担忧心理里面，其实背后是有很多我们经济结构上的改进的，慢是慢了点，但是它长期的可持续的增强，这个对今年以及明年采取的反周期的政策应该是有借鉴作用的。我观察到三个小现象，一个就是中国这两年其实生产率回升了，那么12到16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产能过剩，国企的投资要比民企快，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每年大概不到2％，这两年国企的投资冲动被压下去了，无效的产能过剩行业投资的少了。民企的投资，尤其是投在这种技术改造跟更新领域的比较多，今年民企投资增长8％远远高于国企的2％，结果就是现在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回升到了2.5左右，那么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主要的国家中是居于前列，这其实反映了这几年总体上我们是偏紧的一种态势，结果反而造成了生产率的提升。第二点就是就业市场的变化，对出口导向型的外部形势的变化可能会韧性更强一点，比如说这几年经济越来越以消费和服务业拉动，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过去五年第二产业也就是工业，每年都是在裁员，有人员流失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每年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以去年一年打个比方，工业总共消失了五百三十万个岗位，服务业增加了一千一百万个岗位，有很多新的这种工作态型，譬如说给你去送外卖的骑摩托车的骑手或者做网络直播的等等都是这几年才涌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即使是外部形势出现变化，我们也不会重现08年金融危机时期就业市场出现的这种巨幅的震荡。第三点就是杠杆率开始得到控制起稳，随着近期的这种关于影子银行非标准化信贷的言监办的框架逐步的落实，我们看到中国的宏观杠杆就是占GDP的比率已经起稳，我们的估算是在76％左右，没有进一步的上升，这跟07年08年09年由于出现金融危机我们采取了一些或是应对那几年，每年债务率上升15到20个百分点比起来现在有很大的改进，如果看到这点我觉得政策的建议也就很明确，就可能像前几位同仁讲到的要保持定力，即便是要托底可能更多的是应该以财政减税为主要的工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会有小幅的回升，我们估计明年大概上升3个百分点左右，但它更多地是一种更加透明可控的工具，譬如说中央政府发债来支持减企业的所得税和增值税以及地方政府基建的专项债至少不是重新打开非标这种信贷领域让它去作乱投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长期的韧性是增强了，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
王 沅，IFF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2018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大家都在追溯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年，其实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二十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大家最近都很多非常频繁的活动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这四十年呢，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我们这四十年开放，我们到底做了是吗，它的改革最重要的改革点在什么地方，实际上这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重要，就现在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它原来在全球经济占一个无足轻重地位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现在已经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它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今年特朗普总统采取一系列美国单边的政策，跟中国，当然中国在中美贸易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摩擦，但是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变成了世界上非常瞩目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在解决全球贸易摩擦的问题，尤其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当中大家可能都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非常同意最早阿齐兹先生的发言，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光从我们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是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来解决我们自己本国的问题，还是更加的从一个全球的市场化放松管制这个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在巴罗佐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和改革，这个改进和改革都是看到别人的问题指着别人的问题来改革，还是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非常审慎的、实事求是的来对我们自己体系的评价，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两天的讨论，我建议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中美贸易战大家都可以说是美国人说中国有贸易赤字、有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然后也有对IP对我们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地方，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其实他们跟中美贸易战没有那么多直接关系的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从一个纯粹是吸引外资FDI到中国来投资的国家从2000年初就开始逐渐的到全球去投资的这么一个国家，这种变化当中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对方的认识和定位之间的关系、大家不同的认识之间的争辩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也好，所以它也说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投资的透明度问题，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要从中国的改革来说我也非常同意前面多位专家、学者提到的中国其实如果要想解决中国在全球当中的定位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当中，中国我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开放，而且一定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仅仅是按自己的标准，应该是按全球的标准，而且我也非常同意Nicolas的观点，就是实际上全球现在已经有很多多边的制度安排，比如说IMF、世界银行还有WTO这些机构它是不是十全十美，我认为各个国家，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应该是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态度来参与到这些多边制度安排的改进和改革当中，这样可能对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也好、对进一步新的全球化安排，可能是更加有帮助的一种做。
祝 宪，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副行长：
刚才各位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今年遇到的一些用王沅女士的话说是个多事之秋，陈兴动先生谈到说是从business、communicate、GDP 觉得这是一个 frustrated的一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突起，可能它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中长期之内不够能忽视的问题。
今年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纪念年，刚才各位讲到从一个低收入、在世界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的一个经济体，变成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是历史上有目共睹的，同时它也应该说得利于这三十年总体来看就世界经济的一个相对的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今天的这个程度，大家也看到也都同意主要中国经济如果要克服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困难，主要还是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我今天很高兴在这场合见到不少过去曾经公事过的世行的同事，我也想分享一下大概就是两周前我有幸又见到世界银行第一批做中国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林崇根先生，他提到了1985年世界银行做的第二中国经济考察报告，是对中国从市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初期的时候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头其中两个问题今天仍然适用，一个就是刚才邢先生讲到的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中国经济要从这个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我觉得一个重要方面无论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更为重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个衡量经济的一个竞争力也是一个衡量经济是不是刚才像其他先生讲的内生性发展，另外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坎。我们的经济如果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果说在投资到生产的过程中间能够遇甚至从政府的角度能够是一个比较硬的预算，那实际上我们的经济质量或投资决策就会好很多，我刚刚从印度回来，我们这个银行现在主要是从事基础设施，从这三年来讲的话中国的基础设施也做了很多项目，也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本身都一定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在中国现在基础设施的规模已经在世界上处在可能第一位的条件之下，我们可能也是有选择性的，如果还是大量投资到那种传统式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本身也会过剩也会饱和，当然，在现在的科技条件之下，我们可能不做太多传统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一个重经济结构向一个轻资产结构过度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跟过去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也提出观点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一定要所有基础设施投资本身都能够拉动经济，本身都能够带来对经济的良性效益，因为特别是在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之下，大家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获得经济刺激，但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效益应该是一个值得不可忽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