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20年4月8日星期三，20：00-10：00
主  题：疫情中的全球市场动荡与中国经济
主持人：刘星，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编

2020年4月8日晚，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举办了《疫情中的全球市场动荡与中国经济》视频会议，有关境内外机构的专家围绕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有关研讨情况纪要如下：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邢自强首先做了《全球市场动荡与展望》的发言，他从金融海啸和经济震荡前瞻、对中国的影响和政策应对以及长期变与不变、对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长远影响等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1.关于疫情对全球、美欧经济金融影响的判断

邢自强表示，在疫情初始时期，就曾提出要非常警惕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第二轮影响。摩根斯坦利现在每周都会研讨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现在的观点是，全球经济会经历衰退，欧美经济平缓时间超预期，成为全球新冠大衰退。这次的危机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系统性危机；也不是1930年的大萧条，出现3-5年深度衰退。此次的特点是深V型的迅速下跌，U型的缓慢恢复。预估今年全球经济衰退接近2%，呈深V迅速下跌。此次疫情与1929-33大萧条不具备可比性，因为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反应很快，全球的协调同步进行。

接下来进入第二阶段，金融市场流动性坍塌性风险减少，总体上公司与国家分化，考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时候到了。疫情可能会成为压倒一些新兴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欧美的负债率之后会大幅上升；中国先进先出，相对较好。但要准备好第二次冲击，纾困措施要稳准快，尤其注意中小企业的状况。

全球股市以及美国股市都出现了百年难见的波动。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一些长期风险，经济、市场开始调整，本是强弩之末。2016-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减税计划，为经济晚周期打了强心针。原因之二是2018贸易摩擦，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通过“注钱”的方式重塑市场信心。虽然各国央行纷纷降低利率，但疫情的主战场在公共卫生领域，货币和财政政策只起到辅助缓解作用，避免出现金融体系坍塌的风险。

今年二季度美国GDP萎缩38%，失业率上升16%。欧洲第二季度GDP萎缩30%。第二轮冲击下，财政政策仅起到纾困作用，让企业个人活下去，解决现金流断开，这些只能缓解，并不是解决衰退问题。预计美国15天内达到接近57万病例高峰，由此可见，社交疏离政策到四月底很难解封。美国的东西海岸的疫情呈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状态，可能会出现反复。预计到2021年上半年才有可能出现有效疫苗，在此之前只能继续采取非常规的封锁措施，全球复工和恢复都要经历较长和较困难的时间。此外，消费和服务恢复需要时间更长。中国早进早退都需要经历长时间恢复，欧美更难。

根据模型计算，美国到2021年底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GDP水平，欧洲要到明年三季度恢复到2019年底的水平，相当于欧美经济停滞两年左右。

2.疫情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建议

疫情对中国进出口直接冲击2-3个百分点，就业和收入有间接冲击1-1.5百分点。中国复工复产的展开有望走出第一季度的低谷，但供应链脱节，以及消费的疲软，很难出现v型反弹。危机下的宏观政策，不应与中长期的政策（如国有企业改革、数字化等）混为一谈或对立起来。比如，今年全球各国财政赤字会增长3-4倍纾困，美国财政赤字估计高达GDP15%。根据冲击情况，中国可考虑发3万亿人民币以上特别国债。目前全球政策的大方向是全球财政舒困，为企业和个人疫情期间的损失买单，防止滚雪球效应。除了发行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的国债，还可采取“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免社保和五险一金；退税；发消费券或现金。另外，中国fintech（金融科技）、数字支付等基础设施的领先，可以在退税等“反哺”政策上有所作为。

中长期改革和纾困可以齐头并进，抵御危机。要明确今年目标是稳就业，是纾困，不要只追求GDP增长，要引导舆论和市场预期。海外疫情还没停下，美国还没看到控制的苗头，中国及时出台纾困政策，发行特别国债，帮助企业和个人。抗击疫情上半场发挥制度模式优势，下半场是经济战，要借助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优势，反哺实体经济，度过危机。



IFF研究院副院长兼华盛顿中心主任、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发言题目是《美国疫情及美国经济现状》，她表示：从疫情开始时，我们就一直关注国内事态发展，并积极响应捐助国内同胞。没有预想到在过去的两三周内美国疫情迅速爆发，截至目前，已有41万人确诊感染，近1.5万人死亡，美国在周二（4月7日）报告一天内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超过1800宗，是目前为止单日录得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天。受到美国疫情的影响，美国服务业遭受到了灭顶之灾。短短两周内就有新增1000万人登记领取失业救济金。她发言集中在三方面：

1.美国为什么抗疫救灾不力？

美国CDC早在1月时就已经收到中国CDC报告的此次疫情，但却浪费了中国所提供给全世界的两个月窗口期。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被总结成两句话“政治化，妖魔化”。

政治化表现就是见证了市场的失败（market failure）和政府的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特朗普政府为了秋季竞选，选择轻视，采取了一种“大事化小”的态度。CDC的第一批检测试剂也出现问题，不能起到检测作用，浪费了2个月的时间。这次疫情的爆发和传播也暴露了政府治理中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仅仅依赖私营部门，市场机制是不够的；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体系和健康保险长期被忽视。政府的领导协调作用失灵，行动缓慢。

妖魔化的表现为“病毒种族主义化”。特朗普政府执政三年以来，政界长期抹黑中国，妖魔化中国形象。在疫情期间，把Covid-19称作“中国病毒”，指（武汉）封城是限制人权自由，指武汉的方舱医院像“集中营“等等。导致中国抗疫的一切均被忽视。另一方面又不提倡市民佩戴口罩，从而造成病毒广泛传播。尽管纽约每日新增感染人数逐渐持平，但其他地区，地区间、社区间的传播已经很难控制。

2.对美国国会通过的2.2万亿美元救助纾困计划（CARES）的评价

第一，这一救助计划非常必要，第二远远不足。有某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

首先是及时。与2月相比，美国失业救济登记增长了50%，而这还不包括无法通过失业办公室进行登记的其他劳工。前两周新增1000万人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至16%，预期未来会达到20%或30%，该法案保障失业工人得到救济，这说明这项法案是必要的。政府会有2900亿直接给纳税人发钱，给7万5美元年薪以下的每个成人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

其次是针对性强。政府计划5320亿美元给大公司和州政府贷款和财务救助，3770亿美元给小企业贷款和救助，2900亿美元用于减税，2600亿美元用于失业保险扩张，1500亿美元用于州和地方政府经济刺激。1260亿美元用于医院和退伍军人医疗补助，270亿美元用于疫苗。为了维持经济和金融体系运作，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给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了分期还款、赠款、低息贷款等，确保中小企业的存活，从而保护就业。针对公司的援助，注意防止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要救公司、救工人而不是救股东（让股东全身而退）。法案排除了特朗普家族和特权阶层从中得益。一个故事，在国会投票的前夕，民主党参议院领袖Chuck Schumer 发现草案中有一个漏洞，有可能为特朗普及其家族利用，从中获利。他及时修改措辞，堵住了漏洞。为了防止破产和债务爆炸，该法案为房贷断供提供了保护（没有免租），学生贷款暂缓还息付债。

再次，非常必要。经济学家Stiglitz认为，这是一个救助纾困计划而不是为了刺激经济。“非常时期需要非常规的政策措施。现在就是非常时期”，当务之急是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以人为本，救助病人，检测是全部免费的，治疗费用是部分可被医疗保险覆盖。Co-pay部分可以得到补助（具体条件尚不明确）。

再其次救助远远不足。2.2万亿美元的救助纾困依然不足。真正直接用于医疗的只有1530亿美元，远远不够。从后续行动来看，美国国会目前正在抓紧讨论新一轮至少1万亿美元（有可能到1.5万亿）的救助方案，核心是发钱和纾困中小企业。

最后，此次救助纾困计划存在不足。纳税人每人可获得1200美元的救济（Rebate，是一次性的税收退补），但发放过程过于缓慢，有许多漏洞，很多人拿不到。会造成许多家庭将面临支付不起房租的局面，抵押房贷断供，学生难以为贷款付息等连锁反应。对中小企业的流动性救助，中小企业需要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过程非常复杂，不确定性大。

3.对中国的建议

中国可以学习的是该法案的中心是保护失业人士，消费者，患者，弱势群体 –纾困，救助，而不是刺激经济。

坚持援助。援助其他国家也是援助自己。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对全球的领导责任，而就现目前的状况而言，对国际合作有迫切的需求。所以中国政府要在国际上起到更大的领导责任：复产，保持供应链；向各国提供保质保量的医疗用品（目前已向82个国家提供援助）；提供中国抗疫的宝贵经验，这是我国所特有的比较优势，这是各国都需要的知识。

中国可以以行动来证实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舟共济”。习主席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举措可以包括：视频会议，派遣专家、医疗队，提供医疗器械方面的援助，中美元首最近通话，同意共同抗击疫情，（主要是医疗合作），我们要抗疫合作，发展合作。

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介绍了《欧洲疫情及经济现状》，他认为：欧洲国家新冠病毒感染情况逐渐稳定，尤其是重灾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感染人数进入平台期，甚至有下降趋势，说明包括社交隔离在内的措施起到了作用；欧洲金融市场出现了转好的迹象。疫情刚刚暴发时出现了“美元荒”，美元-欧元进入较高利率；美国执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后，与欧洲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增强流动性，缓解了“美元荒”，对手风险的评估不再那么恐慌。银行业CDS利差趋于稳定，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受重创的国家国债收益回落，欧洲银行、主权风险总体可控。

1.欧洲各国采取的救市措施

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政府都为企业提供了信用担保，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避免其资金流断裂。部分国家出台了对个人债务、税务的补贴和延期措施，但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目前已经实施的救市措施力度可能仍然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更多共同措施还在进一步讨论中，包括提供更多贷款与信用担保，以及发行抗疫债券或基金。

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政策，两次推出总额近一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更为优惠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注重灵活性，关注困难国家；并且大规模放松对抵押品的要求，配合各国信用担保计划。

欧盟则利用共同预算和欧洲投资银行，向成员国及经济部门为中小企业和雇员提供支持；允许国家救助行为，包括对银行业的救助；增加财政纪律准则执行灵活度，成员国防疫抗疫产生经济影响，进而导致的一次性财政支出，不受赤字规则约束。

2.欧洲各国未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对于欧洲未来发展，夏乐相对乐观。首先，欧元、欧债危机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不那么大。当年由于银行与主权评级没有分离，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影响了银行偿付，银行需要财政进一步救助，形成恶性循环。欧盟在危机后建立了银行联盟，将银行与主权分离；过去十年的改革虽然没完全解决问题，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性。

疫情的冲击可能会对欧洲一体化和整体团结造成一定打击；经济更是直面冲击，今年的GDP增长预计为-5%，甚至可能更低，会对英国脱欧谈判造成一定影响。此外，中长期内欧洲经济的恢复仍然面临挑战，各国之间必须协调彼此的利益，协调彼此的财政政策，才能走向共同复苏。

另一方面来看，欧洲的进步和改革一直都是由危机推动的。这次疫情也可能将欧洲各国团结在一起，成为进一步一体化的加速器。这是一次整体性冲击，对于共同货币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有利的应对工具。和意大利相比，德国遭受了同样的冲击，德国作为出口大国受到冲击不小，必须考虑如何与其它国家协调协作。好消息是财政一体化以及欧洲央行应对已经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德国态度也有所松动。这也是一种警示，政策制定者应该谨慎决断，不能轻易做出拆分欧元区的决定。

IFF学术委员、IFF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巡视员陈炳才就中国经济发表了看法。他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示对此次疫情政策措施的两点担忧。两次危机（2008年和2020年）中，主要国家依然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问题，没有理论创新，使得未来政策空间大大缩小。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纾困政策，停产停工下没有创造财富，只是重新分配，故政策作用有限；两次危机间隔时间短，大量资金投入，可能会加快下一次危机的到来。我们是否还要沿用传统的理论和制度来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问题需要探索。

二是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挑战。陈炳才认为：未来中国面临中美两种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诞生了新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为新兴资本主义的代表，区别于老牌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发展模式；俄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前后在全球获得了绝对性主导地位，延续至今；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实施计划经济，逐渐失去经济优势。幸运的是，后来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获得了成功，采取了市场经济，又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势。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都趋向低增长，美国增长好一些，成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以金融、技术创新和制度塑造打开国际市场，对未来全球发展威胁更大，两次危机说明了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增长较高，高于发达国家。中国以性价比优势和组织优势来提升国际竞争力，但也遇到了全球经济增长进入天花板阶段。所幸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全球化共同发展思路，对未来的全球发展更有利，各国机会更大。中美代表的两种发展模式未来可能长期并存。

其次，是增长趋向持续下行的挑战。中国的高增长来自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1978-2018年）年均增长达到9.42%，但2019年与10年前比较，下降了3-4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中国增长每年依然可能下降0.3-0.4%，如果还能保持3-4%的增长，就已经非常可观。美国在189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的30年，年均增长约为3.19%，日本在高速增长的1945-1985年（年均增长7.59%）后的1984-1994年年均为3.37%，1984-1994年德国年均增长是2.6%；因此未来增长的下降这是正常现象。未来的增长需要机制体制创新，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来推动出口增长，这也是帮助自己发展。

再次是生态环境及社会治理问题，是未来20-30年需要解决的问题。工业化、城镇化结束以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公共卫生和安全。从森林大火、化学品危险品爆炸、矿难再到新冠肺炎、自然灾害等，说明追求增长过程中社会很脆弱，需要更大的投入，要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良好治理机制，而不是管控。中国要更关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中国政府支出占GDP30%以上，不少企业依靠政府的补贴、贴息、项目和减免税去发展，考虑到政府掌握的资源、土地、项目、审批权力、政策等，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超过50%，这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和创造性。要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公平、透明、公开。转变政府职能，在增长2进入天花板阶段以后，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增长和经济职能，而是要更多关注公开、透明和公共职能。

最后是现代化问题。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是2050年建立现代化强国，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低端产品做到极致，符合国际水平，就是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要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更多运用到生产过程和工艺中去，而不只是商业和消费、社会管理领域，这才能适应世界的竞争需要。



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对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风险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金融危机还未发生，没出现系统性的大问题。目前的情况定义为新冠大衰退，但学术上应该更为严格。如果出现1-2年的负增长，那么就属于大衰退。大萧条是指持续5年左右，失业率超过25%，银行超过三分之一倒闭。

根据自身在武汉的亲历，宋敏认为病毒可以战胜，发达国家的医疗力量和财政基础都强于武汉，虽然体制上无法像武汉这样，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但最终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欧美的拐点就在眼前，不必过于悲观。

此次危机来自于金融市场和体系以外，对需求供给同时冲击，对外贸易冲击首当其冲。全球形成完整产业链，所以冲击也较大，并很快反应到金融市场，可见冲击的广度和深度。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反应及时，包括利息降到零，无限量QE宽松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流动性。全球流动性问题通过美联储（FED）的创新性方式获得解决。

疫情发展的第二阶段，金融市场可能出现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衰退，企业还贷困难。如果企业大量倒闭，拖欠债务，就类似于2008次贷危机，最终引起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主要反映在信用风险方面。

关于债券市场。意大利和西班牙疫情严重，在债券市场风险比较大。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和汇率风险大些。第三波疫情一定会发生，极有可能在印度、印尼、巴西。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

关于股市。美国的股市是否会进一步下跌？现在标普500 PE为15-16左右，远高于2008年的9倍，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很有可能再往下跌。债券市场风险很大，美国企业债10万亿美元，垃圾债券/高收益债券占23%，BBB占38.7%。恐慌时期，国债和垃圾债券的利息大幅上升，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关于汇率。汇率市场方面，恐慌中美元汇率上升，但过后美国的“大放水”使对美国的信心下降，美元国际地位下降，中长期汇率将下降。

中国经济将率先恢复，产业链齐全，人民币稳中有进，所以要有定力，要摸着石头过河，适当调整，采取大对冲政策，而不是大刺激政策。保持中小企业‘活着’很重要，企业死而复生代价很大，无形资本如关系网络、客户很难恢复。要学习先进做法，采取精准扶持。如给中小企业就业补贴，保持消费，打通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微众、蚂蚁金服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大，坏债少，要充分利用起来，要精准纾困，而不是大水漫灌。

IFF学术委员、IFF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对上述专家发言做了点评。他表示，通过几位嘉宾的发言，看到了世界疫情和经济全貌，各国政府在疫情下都采取了反危机、反衰退的干预。政府的应对措施值得肯定，很多国家及地区的力度史无前例。那么力度是否够大？未来还可能要有更多纾困政策救企业、救人民，不能只救机构。但也要反思自己的问题，重视非市场方面的建设；另外，要思考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能继续宽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有所创新。个人也要有思考，在危机面前要学习、提升自己，理性面对问题，找到解决的方向。国家和企业、个人要更加理性，找到前进的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