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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6 期学术会议

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IFF)

发布时间:2020-04-30

时    间: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20:00-22:00(北京时间)
主    题:新冠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
主持人:刘星,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编


2020年4月29日晚,国际金融论坛(IFF)与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召开了国际金融论坛(IFF)2020第5次研讨会——新冠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有关境内外机构的专家围绕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秘书长、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秘书长、原中巴经济走廊特使扎法尔大使为研讨会做欢迎致辞扎法尔表示,很荣幸在此欢迎各位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7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中国也一直在推动相关国际合作。疫情依然蔓延,应该保持警惕不松懈。希望各位专家针对疫情下的“一带一路”经济和发展提出独到见解。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叶敏做了“‘一带一路’ 风雨:成因、执行和未来”主题发言

叶敏教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运行基本符合商业规律,比较务实。疫情之后,中国的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进程会继续下去,这是目前中国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在此阶段,可以借机做些积极务实调整。

以美国为主的外界对“一带一路”动因理解片面,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寻求国际影响力,战略优势,其中领导人的推动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国,格外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2018-2019年,仅美国就有6800篇文章关于“一带一路”,从未有一项外交政策被如此频繁地谈论。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媒体更容易关注同一件事。

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执行存在一些担忧:债务陷阱,但基本都基于一两个案例;环保不力,很多项目没有预定的环保要求;人文缺失,对于当地文化、社区保护较少。中国企业个人作为后来者,对当地政治文化不熟悉,对当地社会没有归属感,与当地民众缺乏沟通,存在诸如排污、冲突一些现象。2018-2019政府之间、智库之间开展了很多沟通,出台一些制度调整,其中2019年峰会的成果尤其明显。

对于疫情之后的“一带一路”,外界有两种声音:一个极端预期中国面临巨大困难,国内尚且面临多重风险,走出去将面临困难和挑战;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战胜了疫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会扩大对外扩张。这两种看法都很极端,但也很正常。同时,由于中美关系冲突突出,在很多“一带一路”区域,中国面临信任危机。

叶敏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压力也极大,很多年没有面临这种经济下滑危机,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国的对外全球化应比较务实,才能转危机为机遇。未来,在坚持全球化的同时,应该做出三个调整:

一是重塑一带一路品牌(Re-branding)。全球化既要有理念,又要相对务实。可引入和融合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与分享、共享经济这些理念。

二是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机制步骤。目前的 “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上虽然信息很多,但还不能满足多国企业和民众解疑答惑的需求,应该把平台变成让大家可以利用的多语言战略平台,而不应该仅限于外宣。

三是支持真正专业的民间团体(Think tank)。目前智库还仅限于沟通渠道,应该让智库成为对项目和中外关系真正起作用的平台。目前在“一带一路”执行当中,智库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更多集中在讨论层面,不能务实。今后应该让民间团体起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作用。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教授就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一带一路”与欧洲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新冠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不仅是英国,在欧洲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对自己的国家以及欧洲整体的影响。对于目前的新冠疫情,一部分欧洲人和美国持相似态度,指责中国,视中国为敌人;但也有一部分人更实际地看待这个问题——新冠疫情无国界,这是一个共同问题,应该共同解决。

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存在不同的看法。东欧及希腊等国相对比较欢迎该倡议,而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态度比较分散,有“一带一路”的受众,也有对此持保留态度。然而,欧洲还有很多人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而忽视了其经济效益。

近年来,欧洲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使得部分欧洲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此方面的重要性。然而,目前中美关系的“急刹车”,对欧洲而言也是来到了选择的路口。欧洲共45个国家,其中欧盟成员国27个,这些国家对中国都有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各国的态度彼此矛盾,这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一个国家想深化和中国的关系,很难诉诸于集体的力量,还是要靠自身努力,开拓新渠道和中国合作。

政治上,中国和欧洲存在很多分歧。在安全方面,欧洲还是倾向于和美国结盟,如在华为和北约盟友关系上,有共同的需要;但在其它领域,欧洲和美国也有各自的分歧。虽然欧洲在外交口径上更支持美国,但行动上,欧洲愈发意识到要考虑自身利益。今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目前还很难预测大选的结果,但势必会造成很大影响。如果特朗普总统连任,肯定会在言行上更加针对中国,中美问题可能会继续升级。这也将对欧洲与两国未来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

欧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分岔路口。一条道路和过去一脉相承,继续扮演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加强和美国的盟友关系;而另一条道路则更加务实,为了维护和支持自身经济发展,与中国开展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的全球局势可能会逐渐形成两大阵营,即中国的伙伴或美国的伙伴。这将是一个连续不稳定的时期,每个国家都在思考,自身从与中美两国的交往中能获得什么利益,否则就选择独善其身。

中国政府在欧洲的外宣工作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中国有友好的初衷,但是部分欧洲人仍然通过政治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做法,并且指责对华友好的欧洲人态度太软弱,这不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德信(缅甸)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曾勤博(Bob Tseng)就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在缅甸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观察到,“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落地,鼓励了民间力量与之积极互动。大量中国民企来到缅甸,依托中国市场,开发种植园、矿产、伐木等产业。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了缅甸,依托中国的供应链为西方市场服务。这些企业带动了产能和就业,对电力、物流、港口等设施有需求,和“一带一路”形成了正面联动。然而,也有一部分海外项目只是想套用国家战略的名声推销自己,在开展商业活动时不够规范,这些问题或将对“一带一路”产生负面影响。

缅甸政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和其它国家不同,中国和缅甸并非是单纯的甲乙双方关系。缅甸设立了项目银行,公开发布项目需求信息,中国可根据自身优势选择合适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在缅甸实现“一带一路”落地。缅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项目透明度,避免了国内对于项目暗箱操作的批评,减轻舆论压力,同时公平竞争的平台也使得政府能够获得最优的项目实施方。

他认为,新冠疫情对缅甸的冲击,与孟加拉、柬埔寨等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类似——经济活动停滞,进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人流、物流停滞。缅甸当地有大量华人务工。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各地都在实施严格的隔离或封城政策,这些华人无法来到缅甸开工;然而,目前新冠病毒的主战场转向欧美国家后,这些工人又发现失去了西方市场的订单,复工复产以后也没有工作可做。

本次疫情冲击致使全球分工发生变化,全球化走向区域化,甚至仅限于国家内部循环。因此,“一带一路”成员国的发展方向也会相应调整,直接影响其对“一带一路”的需求。近日,缅甸政府出台新冠疫情总体应急方案,提到了对医疗设施的需求。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缅甸原本的需求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但现在的重中之重变成了生存问题,国家产能有限,只能搁置发展需求。这是风向的变化,需求和侧重点的转移,一带一路合作和开发,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疫情带来很多产业从线下逐渐过渡到线上发展,网络设备、5G网络将成为刚需,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等也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国内线上线下发展很好,可考虑将新业态带到一带一路实践中。

美国德汇(上海)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孔宏德(Peter Corne)就“文化和法律差异视角下,“一带一路”国家由不可抗力引发的合同问题及解决对策”与听众分享了他的看法。

孔宏德认为“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依靠来自中国的产品还有劳动力,但截至2月底,133个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人员流动限制,所以疫情对“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影响还是很大。他重点讲述了关于“不可抗力概念及实操性”问题。

不可抗力是一项免责条款,是指买卖合同签订后,不是由于合同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由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发生意外事件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推迟履行合同,在我国《民法通则》上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不可抗力的概念看上去非常有用,但实操过程中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挑战。截至2月底,中国贸促会出具了约160个不可抗力的证书,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公司证明他们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但根据非典和埃博拉的经验,新冠流行病不一定会自动触发不可抗力,必须具体结合事实、合同条款、使用的法律具体分析,所以每个国家对不可抗力概念的使用方法不一样。

孔宏德举例介绍了中海油、法国道达尔等公司的具体案例,分析了新冠情况下不可抗力案例的可操作性。综合考虑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差别,法律对“不可抗力”解释的差别、证明的难易程度、对大流行病的法律解释可看出,实操上障碍颇多。在条款方面,成文法适用重大情势变更条款,普通法更加难以证明不可抗力,艰难情势条款一般只存在于长期且标的额大的合同中。

孔宏德还就企业海外诉讼和仲裁、和解等提出建议,诉讼和仲裁时间长,花费多,结果不可控(取决于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判断),容易导致商业关系破裂。其唯一优点是可强制执行,但是在“一带一路”的跨境争端中,跨境执行法院判决书也是不可能的。而谈判是否可行,需要取决于双方间文化与语言差异。调解是相比之下比较实用的方法。调解的优点在于时间短,花费少,可以维持商业关系,易解决问题,也减少金钱和时间的投入。孔宏德认为调解这个概念跟中国传统的孔孟文化相吻合,也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一致。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学者于泽(Shirley Yu)以“数字一带一路”为主题交流了自己的看法。

于泽提出1.0版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欧亚之间的陆地丝绸之路和亚太的海上丝绸之路。1.5版则是2018年中国启动了冰上丝绸之路,布局了欧亚大陆新的地缘结构和交通版图。中国作为主要投资方投资的芬兰到爱沙尼亚海底隧道,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海底隧道,将会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版图,规避了很多传统欧亚大陆复杂的地缘政治。2.0版一带一路,是以数字化为驱动的数字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两个数字的基础设施支撑,一个是华为的5G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未来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形成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多样化贸易和金融体系。2.0版的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所带动的一带一路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核心的优势。 电力基础设施是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引擎。

于泽表示,华为以及华为所代表的数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带给世界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华为在亚洲、中东和亚太地区的5G网络的建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历史上第一次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腾飞,人类经济的发展轨迹可能因此而被改写。下一次的世界变革性技术的拥有者,也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打破300年来不可逆的南北经济发展格局。

中国的“一带一路”,没有带来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化诉求,但是“一带一路”的发展会带来区域和平的诉求,秉承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疫情,中国目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3月份推出了新基建的投资计划。在未来1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新基建方案能得到成功的推进,将给“一带一路”地区带来10年的发展机遇,转而化危为机。全球危机不同于2008年,全球并没有高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中国解决危机的手段更加自信和沉稳。中国建设好电信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将不仅仅改变中国的国运,也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

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员就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和评价

他表示,疫情之后,“一带一路”会有调整,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在变,中国也会变,中国与世界关系也会变。既会有内部和也会有外部变化,包括供应链、价值链、资金、人员、货物等在内的全球化都会变,疫情会是历史的分水岭;很多国家发展目标会变。比如未来发展目标和侧重点会变化,疫情前更注重传统发展,疫情之后则会更加注重医疗,讨论“生命政治”,就是考虑人的生存权利;世界经济布局、产业与供应链格局也会变,未来将更注重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技对世界的推动巨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随着5G,AI,IoT等技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掌握,有望改变前几次工业革命未能改变的南北贫富差距,中美大国关系变化可能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未来技术也会重新塑造世界。

此次疫情带来两个关键词,断裂和连接。断裂是指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断裂,表现为国家间不信任加剧,个人和外界断裂,企业面临供应链和物流断裂。连接是指疫情之后的修复,随着疫情减缓,复工复产,“一带一路”将秉承“丝绸”的韧性,再次促进互联互通,相信明年春色倍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