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20年5月9日（星期六），20:00-22:00（北京时间）
主  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主持人：刘星，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编


2020年5月9日晚，国际金融论坛（IFF）召开了国际金融论坛（IFF）2020第6次研讨会——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有关境内外机构的专家围绕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就“逆全球化的未来趋势和中国选择”做了主题发言。

他分析了逆全球化出现的原因。全球化的三大推动力是市场化、开放和创新，这三者都推动了效率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效益——这是全球化受到各国支持的重要原因。然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了一个“三难选择”：一国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目标中选择其二，不能同时兼得。如果区域及全球的治理能力有限，难以在三大推动力和三大目标上达成平衡，就会造成各个层面的不公平加剧问题，造成了去全球化的抬头。

同时，新冠疫情发生后出现了去中国化的趋势。在全球各国联合抗疫的过程中，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战明显增多，疫情政治化愈演愈烈，不仅导致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中断，逆全球化的趋势也有所加剧。渐进式和激进式的全球化发生贸易战，意味着基于对等包容的对抗与冲突加剧，后疫情时代去全球化及去中国化的走向难以预测。

目前的世界已经出现了规则、产业和科技的“脱钩”，后疫情的世界或将形成两大体系、两大阵营。对于中国而言，应该选择继续开放，“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促使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开放才有生命力。

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开放与中国特色的关系，需要在理论、战略和政策上明确“中国特色”的内涵；开放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以及粮食及能源安全问题。这三方面对未来的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及国际治理也是一个重大考验，1920-30年代的各种场景可能重现。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原主任胡伟星着重分析了新冠疫情的国际政治影响。

他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全球政治现象。目前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大于“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近年来，美国非常担忧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也在地缘政治上开展了激烈竞争；因此，美国采取各种措施牵制中国。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新冠疫情的暴发一开始并没有波及美国，但由于缺乏防范意识，美国蒙受巨大的人民和财产损失。今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绝佳借口，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借此抵制中国，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2年前，美国采取了经济手段，即贸易战，致使中美在技术上“脱钩”，部分经济“脱钩”；现在中美会进一步在其它方面“脱钩”。同时，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将影响中国与其它西方大国的关系。

第二，是对国际多边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本次疫情冲击了二战以后建立起的多边体系，体现在方方面面。由于主要国家质疑多边体系，各国单边主义抬头，致使多边体系治理能力下降，诸如世卫组织（WHO）等多边机构难以发挥作用。现阶段，多边体系的运作让位于主要国家的单边主义政策，但这是否会对今后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第三，是去全球化的抬头。去全球化显然不是好事，但某种程度上也并非完全坏事——去全球化也带来了去中心化和去霸权化。近年来，美国多次宣称退出多边机构，或不履行义务，其中心地位逐渐下降，空缺的中心位置需要有其它国家填补。如果中国能够承担更主要的国际责任，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就会逐渐衰落，而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则会崛起。

在去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治理体系在一段时期内会取代原本的全球多边体系。然而，各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也各不相同。其中反面的例子，就是欧盟这次的抗疫不力，导致了区域治理能力的衰弱。东亚地区的区域治理体系成长一直受制于大国的介入，疫情期间各国疲于“后院灭火”，东亚地区是否能借疫情的时机发展，还需观察。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原主任宋敏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应急课题——贸易战及欧美疫情对中国经贸及产业链的影响。

课题研究对象是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G6），从时政的角度分析本次疫情对中国和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并通过经贸关系介绍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产业链关系。

目前，中国与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六国的经贸关系和进出口的基本情况有三个特征。第一，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伙伴；第二，中国进出口的主要是是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占比并不高；第三，中国进口以中高技术为主，而出口有高技术也有低技术。中国对G6国家的出口中，知识产权密集比较高，专利密集度为44.98%；但是商标密集度偏低，低于全世界总体水平。因此，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品牌出口方面相对较薄弱。

从行业来看，中国从G6国家进口以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化工产品为主，其中进口机电主要来自美国和德国；其次是交通设备如大飞机、汽车及化工产品；而中国对G6的出口也以机电产品为主，属于行业内贸易，最大的出口对象是美国，主要可能是电子机械设备在中国组装后再运到美国。

机电行业受疫情的影响最为严重，需求急速下滑。中国在机电产业链中占据比较低端的位置，大部分是零部件出口；但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却处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比如半导体、发动机等。中国作为上游零部件和下游组装的加工者，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产业链环节，所以这次受疫情的影响比较大。交通设备方面，跟机电产业的情况类似。

出口的第二大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多为低端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家具、玩具、纺织品、原材料和塑料制品，仅次于机电产品出口。由于疫情打击，西方国家需求骤减，这些产业网络和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可能会因为疫情期间需求的骤降乃至消失，出现集体“死亡”的现象，这对中国的就业及区域的发展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其次，全球医疗设备产业链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中国成为全球重要防疫抗疫的供给基地，短期内很多产业都利用自己的产能来生产口罩、防护产品；但西方国家将来会更多地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方面考虑，倾向于本国贸易，所以本次疫情对医疗设备产业链或将有很大影响。

宋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首先，重点帮扶中小企业渡过目前的难关，特别是以小商品为主、劳动密集型、外需驱动型产业；第二，扩大内需，对冲外需下降给出口带来的压力；第三，持续推进产业升级，从产业链的下游走向上游，在关键技术方面有所创新突破；第四，针对后疫情时代、去全球化、去中国化或者其它更大风险，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规划。

这一课题下一步将继续深入研究各产业，研究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相互依赖性及“脱钩”的可能性。“脱钩”并非易事，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在G6国家中占的比例最大，真正的“脱钩”对中美的影响都相当大。

5月8日上午，中美双方高层进行通话，表示要为中美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定的落实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今年年初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的高科技进行封锁和打压，美国的经济也遭疫情重创，这些变量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值得关注。

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重点分析了疫情之后的中美经贸关系。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和中长期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短期而言，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经济增长是总统当选或连任的重要因素。本次新冠疫情对美国整体的冲击非常大，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手段，将防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希望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可以改善现在中美恶化的政治关系。如果中国能够尽量完成第一阶段采购目标，对维系现在比较困难的中美关系会有较大的帮助。

今年美国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实施了超过10%的财政刺激政策，会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意味着今年内，美国跟海外的贸易逆差会扩大，而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逆差也会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将进一步激化中美经贸矛盾。如果在今年“两会”期间能够出台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加大对海外产品的需求，那么中国的经济刺激能够拯救全球经济，也将会对中美关系有一定帮助。

中长期来看，中国必须在今后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保持5.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5年，中美两国GDP的总量会大致相当。到那时，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对海外将同等重要，其它国家很难与中国“脱钩”；中美关系将缓和，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情绪也可能会有所转变。

今年的形势比较困难，但中国还应继续深化市场开放。近期，中国已经出台新政策，提升海外机构在国内投资的便利程度，也会使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得到巩固。但同时，由于美国等多国实施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为避免更多的资本流入中国造成资产泡沫，应该利用当下的机会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今后的时期，如果“美元荒”使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应该考虑推动以人民币作为外贸的清算货币及发票币种（invoice currency），同时也可以减少部分今年出口困难所造成的损失。

中美关系若即若离。目前，中国的实力还不如美国，要有开放的胸怀，要更有定力，加强自身的实力和韧性来抵抗各种波动，同时广泛扩张“朋友圈”，显示自身各方面价值。如果人民币能在全球产业链、贸易链及货币链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那么美国也许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势必会遇到很多波折和考验，应该持续关注中国下一步的应对举措，以及这些举措对贸易关系和未来发展带来的转机。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西班亚对外银行（BBVA）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就疫情之后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发表了看法。

夏乐分析了欧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抗疫，欧洲国家疫情有所缓解；虽然经济上遭受了很大冲击，但各国都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及时行动，推出了各种量化宽松措施，对各国国债的购买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度，帮助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它南欧国家渡过难关。但从长远来看，民众对欧洲的区域治理已经产生负面看法及怀疑态度，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治理未来能否继续维持，意大利是否会脱欧，都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欧洲未来的发展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新冠疫情平息以后，欧洲各国领导人加强协调协作，共同承担欧元区债务，从而欧盟、欧元区得以维持，民众拥护，欧洲内部更加团结；

第二种，欧洲内部掀起民众反对浪潮，短期内看不到债务一体化的趋向，欧洲央行需要实施更多政策，确保欧元区不至于分裂；

第三种，意大利或其它国家可能会选择脱欧，欧元区能够继续维系下去，但会对脱欧国家的经济带来极大痛苦，所以大范围脱欧的情况不会轻易出现；

第四种，欧元区内部形成共识，各自使用本国货币，对于整个欧元区而言损失巨大。整体来看，前两种道路的可能性要比后两种可能性大很多。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会对中欧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改变。中欧关系在未来会出现新的纷争，但也会有新的机遇。

首当其冲的就是欧美国家推卸疫情责任，对于这一点不用过于惊讶，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是正常的。第二，部分欧洲国家担心本国中小企业会因中国的投资而遭受巨大打击，开始收紧对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投资政策。因此，中欧必须进一步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继续加强合作，争取按时达成高质量的投资协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本次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抗疫相关物资的供给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产业链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中欧未来合作的一大机遇。另外，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得益于中欧双方在该问题上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利益。夏乐相信，后疫情时代中欧可以就此进一步发展、深化合作。

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谢祖墀就“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可能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谢祖墀曾在美国做管理咨询，此次疫情期间与多家大型跨国公司CEO进行交流。从他的个人经验来看，跨国公司最担心的问题是短期内的运营效率，而非是否要撤离中国市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仍然是重要的市场，总体发展前景向好。其次，产业链的转移非常复杂，不仅涉及到工厂的搬迁，还包括公司长期持续的运营等问题。

谢祖墀指出了中国供应链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不再，现在很多都已陆续搬离了中国；
第二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制造业。中美贸易战导致关税提高，该类企业利润下降，撤出中国，这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转变。若中美贸易战停息，关税下降，该类企业仍有可能返回中国；

第三种，较为复杂的制造业，不一定是高科技产品，但需要多种生产工序和供应商的支持，需要供应商集群（cluster）形成一定的生态系统。该行业典型产品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这类产品已在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供应链生态系统，还有当地政府参与；虽有可能离开中国，但搬离的几率不高。

未来可能离开中国的供应链，主要特点为客单价格高、利润大，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可以在本土化、区域化的场景下实现。

总体来看，目前供应链的主流发展方向在于如何管控风险，而非是否要撤离中国。目前疫情的发展促成了新的制造业形式的产生。有了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持，很多产品的制造都可以远程工作，实现分布式制造。这种生产形式比较新颖，但CEO们更关心的是，在全球化的大场景和区域化、本土化的小场景下通过新技术、新手段管控风险，而非绝对的“去全球化”、“去中国化”。

在核心科技的发展方面，中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但中国在全球企业的发展中走在前沿，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商业创新方面。目前，新的制造业或是产业链虽然已经行程，但仍然缺乏统一标准（global standard），能让遍布全球的制造工厂无缝衔接；而中国一直是商业创新方面的领先国家，应该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员就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和评价。

王元丰表示，本次疫情暴露出了全球化机制存在的问题。是否会出现去全球化等不乐观情况，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以及大国关系。从长期、中短期和近期的角度维护好中美经贸关系，维护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全球化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多边机制改革方面，中国和欧洲有着很多共同理念和共同利益，因此中欧关系对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础比较好。

疫情过后，人们开始反思过去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可能出现分布式产业链，部分生产出现从“全球化”到“本地化”的转变；但总体来讲，全球化还是会遵循效率这一大原则。

未来，全球化的方向好动力可能会转变，中国会在国际社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去中国化”出现的几率很低。过去的全球化都是经济上的全球化，追求利益与资本，而未来的全球化会是可持续的全球化，以人们的健康和福祉为主，会是汇集大众、汇集国家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