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跃春:经济全球化“梗阻”与政策“维护”
作者:姜跃春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IFF)
时间:2020-06-22
一、全球化遭遇“三大冲击”
二战以后,在跨国公司的强力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衡量经济全球化的指标很多,但使用较多的指标是全球进口额/全球GDP,回顾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1946年以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08年达到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截止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8年国际金融问题之后,“逆全球化”声浪波涛汹涌。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三大冲击”而面临更加严重的挫折。
1.民粹主义冲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地的很多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且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十分激烈,当这些矛盾不易化解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常常以牺牲经济利益向民粹主义投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可以说是“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对此,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之后不久,世界著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在其发表的一篇61页的报告中认为,当时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不可否认,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经济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走向了反面,尤其是全球化红利在发达国家中间获利并不均等,引发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公开反对经济全球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世界各国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则使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2.单边主义冲击
特朗普上台之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全盘否定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多边外交、国际贸易、军事安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等诸多领域任性推行“单边主义”,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高举关税大棒,强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自由贸易体制和全球化进展均制造了诸多麻烦。特朗普自上台首日起,已相继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巴黎气候协定》、《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性多边组织。同时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等世界多个经济体加征高额关税,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带来阴影。
3.新冠疫情冲击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各国先后爆发,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感染者之多,大大超出世人意料。为防控疫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边境管控、区域封闭、人员隔离等不得已措施,超过数十亿人员处于隔离状态。全球经济由于各国的自主“停摆”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状态,各主要经济体由于生产活动停止、贸易管制增多,造成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断,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均受到严重影响。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疫情阻碍了国际商贸的正常流动,使生产链瘫痪和物流受限,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这将在相当程度上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质疑,尤其是在上一轮产业全球调整中,大量产业转向海外,国内处于“空洞化”的国家,现已发出疫情之后将重新调整本国产业的海内外布局,涉及本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将重新迁回国内,进行本土化生产。有些国家还将在经济政策方面为海外企业回迁提供资金支持等设想。全球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和本国经济在疫情冲击面临造成的被动局面都将在不同程度上给全球化进程带来负面冲击。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难以改变
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技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不会中断其进步的步伐。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科技革命特别是交通、通讯领域的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使得各种市场要素的跨境流动成为可能,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人员的流动更加频繁、便捷,可交易性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历史上的每次工业革命都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向前发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更是商品、技术和资本在全球的跨境流动提供的便利和更多的可能。它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打破了种种地域乃至国家的限制,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当前,以5G、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不断应用和普及将进一步向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展,支撑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2020年是5G全面商用之年,“AI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将给很多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新信息技术的兴起,将极大提升企业乃至社会的运营效率。后疫情社会将重建经济业态、重构经济规则、重塑全球价值链,从而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更好的助力。 此外,资本的逐利本质也将推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重要动因。
2.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及其优化,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和合理性
从贸易路线的开辟到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每次浪潮都使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向前推进,由一国范围内延伸至域外的世界,形成区域的国际分工,世界各国在相对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依据其比较优势及竞争优势参与其中并获益。国际分工体系随经济运行而不断优化和精细化,它从产业间的分工到产业内的分工,从产品分工到环节分工,从生产分工到服务分工,使得一种产品或服务自然变成了多国参与、共同生产的产品。更多的国家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参与中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现有的国际分工是世界各国比较优势、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本本质的必然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上的优化选择,世界各国在这一全产业链上下游所处位置及其作用,是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相互融合培育起来的。其流动规模之大、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各方获益之多,得到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验证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新冠疫情可能会让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其在世界供应链的定位,但难以从根本上破坏全球产业链的既有结构,大多数跨国公司不会愿意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来彻底调整自身的全球布局。
3.未来的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或将出现新特征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全球化可能会出现新的特征:一是以内外联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替代“空心化”特征的全球化。疫情促使相关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反思,可能会更多考虑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自我掌控力,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内外布局。从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将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产业放在自己手中,其他部分还将服从市场规律留在海外市场,即每个国家或经济体在拥有相对独立经济发展体系的同时,还拥有许多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联的路径,从而形成一种互联互通、内外联动、多元布局的互联情景。
二是以中美两个大国为中心的两个半全球化组成的全球化特征。中美博弈自贸易争端开始,尽管双方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但中美博弈并未因此而得到控制,相反两国在面临新冠疫情的应对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使得两国对立和较量更加突出、更加激化。本次疫情是对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其发展战略和理念的重大考验。美国全程傲慢应对、只扫门前雪,中国精准防控,并力所能及向世界伸出援手。美国抗议不力又面临大选难题,“甩锅”中国成为其当务之急,引发两国对抗进一步加剧。中美矛盾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未来世界将出现两套体系,两个“半全球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当然,中美之间完全“脱钩”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两个“半全球化”,也可以理解为两个中心点的新型全球化形态。
三是凸显区域化特征的全球化表现形式。本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进程中的一个子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基本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中心板块。全球的生产、贸易基本也是围绕这三大板块形成了三大生产和贸易体系,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撞可能使更多的国家选择周边为主、区域优先的发展思路,从而形成突出区域化特征的全球化路径。不管哪一种全球化发展形态,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都将是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三、维护全球化趋势的政策选择
1.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近年来,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特征的逆全球化浪潮不断蔓延,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开放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巨大冲击。美国特朗普政府借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挑起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直接违背了国际贸易始终倡导的互惠互利原则。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相反会进一步拖累世界经贸增长,国际社会还需加强多边经济机制合作,借助G20、金砖国家等平台,构建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推进新产业、新模式的孕育和发展,为世界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模式,促进世界经济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为营造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多边贸易机制的主渠道地位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法律地位,切实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二是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完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是在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不仅采取有理有节的反制措施,还主动搭建或积极参与一系列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坚定维护多边合作机制,倡导构建更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2.稳步推进WTO改革,维护国际贸易的健康运行
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额的98%以上。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随着国际贸易不断发展、国际权力格局发生转变,现有规则体系已无法适应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现行规则也确有不完善之处,没有反映出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动向。再加上WTO机制本身存在低效、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不足等弊端,WTO改革势在必行。例如,WTO“协商一致” 原则,虽然体现出WTO的公平和民主,避免出现国际金融机构中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但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成员均有“一票否决权”,导致决策过程效率极为低下。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根本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导致的,但从WTO机制上看,倡导公平的“协商一致”决策原则无法反映出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变化,往往导致在纷繁复杂的议题谈判上效率低下,使WTO谈判功能近乎瘫痪。
3.坚持多国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多元共治
当今世界已经是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任何一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间事务纷繁复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世界上的诸多问题,为此世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将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全球经济治理需求各国在发展理念、国际规则和组织机构等多方面共同协商。在发展理念方面,既要强调自由,也要主要公平;在国际规则方面,既要考虑传统规则,也要注意到新经济带来的新规则;在治理机构方面,既要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也要关注欧美亚区域一体化新平台的发展。中国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向而行、诚信为本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维护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向前发展。
4.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长期徘徊不前,各主要经济体转而对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寄予厚望,以期通过双边或区域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来应对新的挑战。相比拥有164个成员、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导致谈判效率低下的WTO,区域自贸协定成员数量少、更富灵活性、政策空间广,更容易完成谈判目标。因此,各国将依靠区域化推动新贸易规则体系构建。近年来,日本主导亚太11个国家签署《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和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欧盟和加拿大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美国主导达成《美墨加协定》(USMCA)、东盟主导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些区域或跨区域贸易协定成为适应国际贸易新形势的重要规则补充。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冠疫情不断蔓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将不断增加,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乐见区域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以此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不断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