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发表演讲的具体内容：

首先，当前世界中最重要的仍然是疫苗，疫苗的生产和分配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达成的成就已经相当惊人了，尽管现在疫苗的生产量是相当大，但它的分配在全球并不公平、并不平等。疫情蔓延已经两年多了，疫苗研制出来也已经一年了，事实上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

世界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表现也相当好。2019年IMF预期是全球经济将会衰减5.5%，但事实上只衰减了3%。2021年可能大家认为5.9%的增长还不够好，但是这已经是1973年到现在为止最强劲的一个增长了，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最强劲的复苏和增长。我们看到各国都作出了强而有力的政策回应。

现在的瓶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重心在向制造业转移，大家仍然没有办法旅行，没有办法出差，这也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对需求是有很大支持的，这个支持来自政府，这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有相当的好处。

在供应链方面，全球各地的国家政策都有不同，当然这与疫情和疫苗也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这种政策的协调性还不充分，要更加协调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复苏，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在一些国家当中，有些政策事实上是比较不利于解决这些瓶颈，有些国家的情况可能会稍好一些。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讨论，这很重要。

如何采取下一轮的措施或者是救市的刺激政策？目前债务上有很大的增长，GDP的增长在放缓。新兴市场的债务从GDP的280% 增长到305%，这是非金融债务，发展中国家从200%增长到235%。债务的增长是极大的，很多国家增长的速度在放慢，但仍然增加了巨额的债务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其实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债务问题。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问题是由央行来承担的，新兴的经济体也想要尝试这种方式。举例来说，用零利率作为一个工具，但是目前看来效果并不好，也许这在未来会起到更大的效果。目前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当中，债务都变得更加严重了，说到底债务和利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很多国家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已经没有空间再去缩减，所以我们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继续衰退。

低收入国家，都想应对债务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他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更加有限，跟发达国家相比他们能够使用的工具更少，但他们也必须要去应对债务的不断增长，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到疫情之前，我们都看到非常清晰的警示信号，债务在不断地积累和增加，风险就不断地出现，也就是新的债务压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讨论债务水平。目前债务水平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其实没有那么大。在那时，巨大的债务负担是一个危机，债务水平比现在要高得多。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异，现在我们能看到强而有力的政策在尝试解决未来的问题。举例来说，G20的债务减缓项目，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倡议发挥的作用，这个倡议是非常重要的，规避了一些债务危机和风险，在未来它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不管各国有没有偿还的意愿，作为银行家应该做的就是去延迟这些债务的还款。另外还有6500亿元的特殊提款权，同样也是一种债务缓和的工具，对于那些深陷债务的国家来说，可以尝试将SDR（特别提款权）进行进一步地重新分配，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这两个办法是我们目前主要的管理手段，它们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