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21期学术会议

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IFF)

时间:2022-06-21

导读

        2022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本次审查中,IMF执董会一致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本次定值审查再次确定了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对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IMF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在加入SDR进程中,曾面临诸多挑战,现如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愈发高涨,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SDR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人民币权重上升释放何种信号?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改进?我国应怎样抓住机遇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2022年5月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联合主办的“SDR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专题研讨会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21期学术会议以线上闭门研讨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IFF副理事长、IMF前秘书长林建海和IFF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原院长张礼卿做主题发言,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IFF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参与研讨,会议由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主持。
 
 
       
 SDR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SDR发展面临的挑战

        陈卫东指出,国际货币能够得到推广使用、不断扩大使用范围的前提是具有可靠的信用基础。就SDR的生命力来看,SDR还有一个重要支柱——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全球合作机制的确立完善。但是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在发生变化。第一,共享共治基础在发生变化。这以美国政府对全球发展的政策取向的变化作为开端,到目前为止,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推动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措施都没有改变,而且依旧在延续,多边贸易规则受到冲击。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推动盟友合作模式,特别是正在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开启了供应链排他性机制。所以,这样一个体系会使全球分工和全球供应链出现碎片化、而不是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国家的实力越强,在国际贸易中占比越高,可分配的SDR份额越高,但在实际使用中对SDR的需求却很少,这实际上是矛盾的。未来追求一个全球流动性、全球支付和全球储备体系的目标,如何真正反应各个国家的需求,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第二,区域化合作趋势更加明显。在全球化受阻情况下,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交流不断深化,一定会带来区域内支付交易体系乃至危机应对机制和合作方式的突破,这样的发展方向也会对国际货币体系和SDR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三,发达国家货币信用的变化。SDR作为一个多边的货币单元,它的信用基础来自于组成货币的中立性、自身的议事规则和组成货币的币值维持原则。从这些年的运作来看,现在组成SDR的货币基础,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并没有遵循传统标准和传统信用基础,没有承担它的责任。所以,确立SDR货币组成的原则和标准恐怕需要有所调整,应该既要授予它权力,也要明确它的责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本币为组成货币的国家都能基于信用基础推行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也能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

        魏本华认为,要想扩大SDR的作用,就必须增加SDR的分配,SDR在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越大,就相对减小美元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会竭尽全力维护美元的在全球货币中的主导权,会阻止SDR的作用超过美元。但是,在现实意义层面依然要尽量确保SDR在发展中国家的配额是持续少量增加的。要想扩大SDR的影响力,必须允许私人部门拥有和使用SDR,而这是在目前IMF的章程中不允许的,所以只有修改章程才能扩大SDR的影响力。可以尝试先允许准主权机构(如我国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获得以上权力。

        (二)人民币加入SDR和权重上升的意义

        林建海指出,2015年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决定,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中国多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所取得成就的认可。同时,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使得该篮子更加多元化,更能代表这个篮子中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SDR的稳定性和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促进国际投资者在资产管理组合中对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和使用。

        投资者考虑持有某种货币资产时,不仅与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基本面有关,也与该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市场交易深度紧密相关。所以,要使众多投资者达成共识,中国在经济政策框架、机构治理、法治建设、政策透明度等方面需要更上一个台阶,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促进自由跨境货币的使用,最终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资本项目等等。可以说,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一步,也是IMF继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新起点。

        今年的定值审查再次确定了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人民币权重的提高,表明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不断推进,这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认可,当然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人民币持续国际化的动力。应当看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相比,要成为更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对人民币来说,未来可期、任重道远。

        宋敏认为,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上升是我国贸易增长、金融开放、全球影响力增强下的结果变量,目前主要由贸易和投资拉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则可能更快提升。金融开放有风险但可控,更应警惕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导致更大程度的风险。资本项目开放对冲战争风险正当其时,应关注全面开放格局的构建。这次人民币在SDR权重的上升,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以及中国贸易出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输送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即中国要在全球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

        涂永红指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令人满意。第一,国际收支在大多数国家间还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尤以美国国际收支失衡为首,而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二,进行国际收支调节时,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跨境资本流动,短期的资本流动成为解决国际收支主要的手段,这容易受到非理性资本流动的冲击,提高了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频率。第三,全球化要求的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技术垄断还有数字鸿沟等。在风险加剧的情况下,更多国家在汇率安排时选择了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根据统计,全球约85%的国家选择的还是居中或者固定的汇率制度。与此同时,货币更加多元化,在各国官方储备当中,美元份额一直在下降。展望未来,我还是赞同国际货币会形成一个多元化格局。

        张礼卿认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由于美国拥有高度发达和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有巨大的国债市场,加上强大的网络效应,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比重基本上一直保持在高位,最新数据显示比重下降到59%,但仍然是主导性的。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不稳定。一方面是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不断遭遇所谓“特里芬难题”,导致世界金融不稳定,阶段性地发生美元危机。另一方面,美国货币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溢出效应,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作用下,严重影响到其他国家地区金融和经济稳定。两年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又实行了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一度泛滥,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上升。预料近期美联储加息又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对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新的负面冲击。二是不公平。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国家会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持有储备资产,其中就包括美元资产。这意味着这些穷国不得不把它们的钱借给美国使用,即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把钱借给美国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一直在向一些穷国源源不断地借钱,显然不合理。

        (四)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

        张礼卿指出,针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学者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大致包括五种:一是回归国际金本位,二是创设单一世界货币,三是实行基于SDR的超主权货币,四是实行改良的美元本位,五是实行多元储备体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回归金本位的方案完全没有可行性。一方面是因为黄金供应跟不上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金本位制度下,央行在遇到大萧条或者大危机时没有办法发挥调节作用。单一世界货币和基于SDR超主权货币方面,两者都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方案,可以彻底解决特里芬难题带来的内在不稳定性,但是这类方案的实施难度很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需要主要经济体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合作意愿,因为创建世界货币需要各国放弃本国的货币主权。同时,技术上也存在很多局限,到目前为止SDR只能在IMF系统内使用,私人部门没有流通和使用。另外,SDR如果要作为一种超主权货币就需要具有发行准备金,现在它实际上是以成员国的缴存份额来作为发行准备金,因此目前的发行准备金是很不充分的。当然,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机会去推进超主权货币方案,也不排除在经过长期努力后会实现。当SDR的数量越来越多之后,它就可能成为多元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并不意味着它能很快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

        改良的美元本位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和合理性,这种方案需要美国进行自我纠正、自我约束,而这并不十分现实。而且它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行体系的缺陷。多元储备体系方案的提出较为可行,也较为可取。说其较为可行,是因为这种安排基本上是顺其自然,是基于竞争的自然选择,并不需要大国之间拥有共同的政治意愿;说其较为可取,是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货币竞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变得相对自律,因为如果某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出于国内经济增长或稳定目标而过度扩张其货币发行,那么其货币势必贬值,其在全球储备货币构成中的比重势必下降,而其他储备货币的比重势必上升。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将有助于有关国家维持健康的货币政策,从而有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当然,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有可能带来主要货币汇率之间频繁的大幅波动。对此,当然需要加以高度重视并通过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来予以应对。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元国际地位的衰落不可避免,但欧元、人民币何时能成为与美元同等重要的货币,现在还很难判断。展望未来,如果欧盟与中国能有效地增强各种有利因素,创造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出现所需的时间或许会短一些。

        魏本华指出,如果SDR发展为主要储备资产,IMF须朝着全球央行的方向演变,这意味着各主权国家把决定货币政策的主权交给IMF,这在现实阶段是不可能的。当前仍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不可能放弃这一主导权。

        基于现实层面的整体目标还是实现一个多元化支撑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作用虽然在逐渐减弱,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它还要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欧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人民币处于相对快速提升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建立一个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角支撑的稳定体系是有一定基础的。此外,我们也要不断争取SDR在国际储备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从而推进整体进程。
        
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林建海指出,人民币应如何加快步伐,发展成更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如今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继续健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架和机构的建设、防止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对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至关重要。第二,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保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持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势在必行。第三,完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动力。健全和有深度的金融体系需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需要完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和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有利于增强国外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使用。第四,灵活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助推器。要持续完善汇率制度,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第五,促进跨境贸易计价结算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突破口。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优势。

张礼卿指出,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规模,包括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还有金融市场规模,及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二是流动性,主要是指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包括是否有足够的金融资产品种,金融资产是不是可以自由交易,可不可以进行跨境交易,也就是资本账户是否开放等。三是可信度,具体指这个国家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货币币值是否稳定,央行是否独立,金融监管制度是否健全,还有政治、法治环境如何等等。

人民币国际化要想在未来10~20年成为多元储备货币中的一极,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第一,积极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第二,继续推进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加快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应加快国债市场的建设,增强其流动性,努力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同时加快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第三,适当加快金融账户的双向开放。第四,加快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第五,进一步完善法治与营商环境。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成功,有赖于境外机构和个人对我国经济运行和营商环境的充分信任。第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其中,前五项工作主要是创造条件,间接推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实际上可以直接推动。

陈卫东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降低我国交易成本和风险是有利的,所以在跨境贸易结算方面加大应用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但是从长远来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坚持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力量取决于中国产品的话语权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本币的国际化,虽然能够带来国际化的特权,但是也蕴含着对于承担国际化义务的能力要求。在推进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具备给市场提供支付流动性、给相关国家提供储备资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具备稳定的风险控制能力才能够稳步地、持续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涉及到我国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应机制的完善和相应环境的建设。

宋敏从两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思路。第一,批发型的数字人民币。现在全球在推数字货币,我国央行也在推数字货币,目前来说是M0零售概念,对跨境交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下一步可以思考批发型的数字人民币,通过跨境的交易更多地促进电商交易和服务贸易,用数字人民币的方式推动货币走出去。第二,碳交易市场。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后应该是拥有了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碳排放的交易市场。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把碳交易市场做成全球最大的市场,并用人民币进行交易,也可以考虑将来用美元、欧元交易。总而言之,把碳交易市场做到全球最大以后,我们就有了定价权,碳交易非常大的需求可能会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当然,最大的推动力还是开放,开放有风险,这需要逐步推动内部的监管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

涂永红认为,贸易依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目前人民币储备在全球的占比约为2.7%,但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全球占比超过3%,但在金融交易中,份额相对比较低,特别是过去五年欧美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比较低,而中国利率相对较高,作为一种高息货币,人民币国际贷款和发债不具竞争力,市场比较难选择。所以,人民币的债券份额下降比较厉害,大概不到1%。总体来看,跨境贸易结算支撑了人民币国际化。此外,中国签订的双边互换协议和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多边的RCEP协议,扩大了人民币贸易份额和规模,使得更多国家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

要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一,需要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需要跑出一个加速度。需要保持相对于SDR其他货币发行国更快的经济增长,应该发挥我国资本充裕、超大市场、工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抓住当下全球产业链调整,出现短链化、区域化和数字化的机遇,赢得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贸易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奠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第二,扎扎实实拓宽人民币使用渠道,抓住现在国际经济区域化和支付碎片化的趋势,要积极作为构筑人民币的网络,特别是要在周边区域友好国家构建全面的经济战略合作,以外汇市场作为纽带,发展功能更加完备的人民币离岸外汇市场,扩大人民币贷款和投资,推动形成人民币投贷联动的格局。第三,应高度关注短期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波动。央行应该强化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引导机制,用好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在过度波动的时候要及时进行外汇干预,呵护、提振市场信心。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创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衍生品,拓宽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促使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加强联动,大力发展离岸市场,让更多国际投资人、跨国公司能够放心地持有和使用人民币。



 
IFF副理事长林建海:人民币加入SDR和权重上升的意义
 
编者按:
        2022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本次审查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本次审查中,执董会一致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本次定值审查再次确定了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对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IMF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深入探讨特别提款权的发展和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讨论此次提升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中的权重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共同组织了以“SDR 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并将其作为国际金融论坛(IFF)第21次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由IFF副理事长、IMF前秘书长林建海和IFF学术委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原院长张礼卿做主题发言,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IFF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参与研讨,会议由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主持。

        以下为林建海的主旨演讲内容:

        今天的话题既是关于国际关系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话题,刚才张之骧执董描述得非常清晰,但是也是比较复杂的技术性话题,因此要谈好这个话题不容易,我今天尽力而为,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这个月早些时候,对SDR货币篮子进行了五年一次的通行审查,由于新冠疫情这一轮审查推延了一年,本来是去年要完成的,这次今年才完成。这次审查决定维持现有的估值计算方法和篮子货币构成,五种货币的排序没有变化,但对权重进行了调整,美元上升了1.65%,人民币上升1.36%,欧元、日元、英镑略有小幅下降。新的篮子今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

        近来国内许多媒体和有关机构也问了这个问题。SDR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IMF又是如何进行SDR篮子估值审查的,人民币加入SDR和今年权重上升的意义何在?SDR能否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人民币又该如何加快国际化,成为更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些问题都很大。所以,我今天很简单地做一个介绍,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张礼卿教授对国际货币体系很有研究,之后我们听听他的高见。

        第一,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哪些作用?这需要追溯到IMF诞生。为了在结束二战之后,稳定全球金融秩序,促进国家贸易世界经济稳定增长,IMF1944年7月在Bretton Woods会议上酝酿成立,1945年12月通过了IMF协定正式设立,1946年3月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大会,确定总部设在华盛顿,1947年3月1日开门营业,当年5月法国成为向IMF借款的第一个成员国。

        IMF成立的目的是维持一个固定且可调整的汇率体系,即美元盯住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盯住美元,所谓的双挂钩汇率体系。这个体系经历了初期的稳定与繁荣,但很快许多国家拥有的美元越来越多,从美元荒到美元潮,动摇了这些国家对美国政府能否维持美元与黄金比价和兑换的信心,于是1969年国际社会决定在IMF框架下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就是特别提款权SDR用来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当时的目的是想救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但没有救住,大家都明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很迅速,这些动作还是不够的。所以,SDR是通过国际协议创造出来的国际储备资产,不是大家熟悉的能在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交易和广泛使用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SDR也是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记账单位,目前有15个国际金融机构是IMF指定的SDR持有者。大家明白,SDR没有实际货币形式,不像美元、英镑、人民币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持有国或持有机构可以通过IMF的安排,或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将SDR换成国际上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用于进行各类国际支付。

        2021年6月25日,IMF决定向成员国分配6500亿美元的SDR,以帮助成员国增加流动性,获得新冠疫苗减轻债务压力等。这一轮分配在去年8月23日正式生效,是历史上第四轮普遍分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分配。从1969年到现在,IMF一共进行了四次普遍分配和一次特别分配。大家可能还记得第三次普遍分配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当时分配了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SDR,加上2021年的分配,IMF一共分配了6607亿SDR,相当于9200亿美元。中国总计分到了SDR362亿,大约折美元500多亿。由此可见,每当国际经济遇到困难和危机时,大家都想到SDR,可见SDR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为成员国补充外汇部分储备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SDR汇率是由篮子里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决定的,同样它的利率水平也是由篮子里面五种货币的短期金融市场利率加权平均计算的。由于IMF向成员国提供信贷利率是以SDR利率为基础的,因此,SDR篮子货币的组成,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IMF信贷利率水平。所以,对借贷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关于SDR和它的用处,有人觉得SDR好像是个免费的纸黄金,实际上SDR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更不是免费的,它类似于IMF给成员国的流动性,IMF向成员国提供的储备资产流动性。当然与一般流动性不同,成员国使用SDR不用偿还本金,但可以用,用了之后要支付利息。如果成员国持有的SDR数额小于累计分配给它的数额,也就是成员国用掉的部分或者全部的SDR,就需要为差额部分向IMF支付利息。相反,如果成员国持有的SDR数额高于累计分配到的数额,也就是购进了新的SDR,就会获取利息收入。比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总积分达到了362亿 SDR,现在持有的数额是372亿SDR,比分到的SDR多2%,也就是中国买进了部分的SDR,这个差额中国可以获取SDR的利息。如果成员国既没有使用分配到的SDR,也没有买进新的SDR,其净利息和支出相互抵销为零。因此有人认为SDR是不带任何成本,凭空而来的国际储备资产,这个看法不准确。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免费午餐。分到钱固然很重要,但怎么去用好就更重要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误区,所以,去年IMF分配了6500亿美元SDR之后,许多人就质疑发达经济体或者国际收支状况比较良好的成员国,比如中国,为什么不将他们分到的SDR捐赠给低收入国家。这种呼声很大,到现在大家还是希望许多国家能够这么做。在去年的分配中,低收入国家分到了大约200亿美元的SDR,发达经济体分到了大约3770亿美元的SDR,美国分到了1130亿SDR。捐赠SDR等同于捐赠外汇储备,对捐赠国来说是有成本的,因为捐赠的部分减少了SDR数额,为此捐赠国要向IMF支付利息,除非以后它重新购回SDR。

        还有一种办法,现在IMF正在做的,就是让成员国将分到的SDR借给IMF,再让IMF转借给低收入国家,IMF向提供SDR的成员国(比如中国)支付SDR利息,这样恰好抵销该成员国由于减少SDR必须向IMF支付利息的情况,所以就没有成本。当然转借SDR还要确保SDR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特征:即流动性和安全性。因此,比较富有的成员国,对如何利用他们分到的SDR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都会认真考虑。近年来,中国是将SDR转借给IMF比较多的国家之一,IMF将这些SDR再转借给低收入国家,以帮助它们经济发展。

        第二,IMF如何对货币篮子进行估值审查?SDR篮子里的货币组成反映了这些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为确保这一点,IMF通常每五年进行一次估值审查,审查范围包括货币构成,衡量标准,货币权重,还有确定货币利率的金融工具等事项。刚才张执董提到,上一轮审查是2015年举行,2016年10月1日生效。

        一种货币被纳入SDR篮子需要满足两大标准。第一是出口标准,也就是“门槛标准”。在最近五年期间,这个成员国或者货币联盟,像欧元区,是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价值最大的成员国或货币联盟之一。这个标准是要确保有资格成为SDR篮子的货币,必须是由那些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成员国,或者是货币联盟发行的。比如这次审查中利用了2017年-2021年五年期间的数据,欧元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货币联盟,占全球18.8%,美国占14.1%,中国12%,日本4.7%,英国4.3%,加起来四个国家加欧盟占全球出口的54%。除了这四个国家加欧盟之外,下面第二档的比较大的五个出口国家,新加坡3%,韩国2.9%,瑞士2.7%,加拿大2.6%,印度2.5%,加总占15.7%。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该货币必须是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什么叫可自由使用呢?IMF定义是该货币在国际支付中被广泛使用,并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的货币。两个概念: 即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概念,不同于某种货币的汇率是否自由浮动,或者该货币能否完全可兑换成其他货币。换言之,一种货币可以被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即使它受到一些资本项目上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兑换。另一方面,一些货币也许可以完全可兑换,但是,他们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市场上未必被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这是IMF的定义。

        早在2010年,IMF就开始讨论人民币是否满足上述两个标准,当时人民币已经满足了出口标准,但还没有达到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所以,在2015年这一轮审查中,IMF重点分析评估人民币是否满足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这个标准有四个方面的量化指标:1.该货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重。2.在国际债券计价中的比重。3.在国际银行负债中的比重。4.在外汇市场交易中的成交量比重。当时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比较快,但起点比较低,所以IMF也参考了其他一些指标,如人民币在贸易融资、跨境支付、国际债券发行中等等的比重。因时间关系,2015年的审查就不多说了,当时我也参加了,很有意义,以后有机会再谈。

        今年的审查认为,2015年以来SDR篮子中货币构成基本保持稳定,所以审查认为对这个篮子的估值方法也保持稳定和合理性,包括货币加入的标准、货币的权重等等,因此这次审查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建议。人民币权重上升,主要得益于中国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中国的出口比重由上一轮20.1%上升到这次的22.3%,增加了2.2%,人民币在外汇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也上升了,原来前五年都是1.1%,这五年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是2.2%,在外汇交易中的比重是2.8%,但是人民币在国际银行负债和国际债券计价中的比重有所下降,由原来的3%下降到1.8%。出口占比是50%,其他三个金融变量各占1/6,加起来也有50%,四个变量加权平均后,人民币总体权重上升了1.36%,就是这样算出来。

        第三,人民币加入SDR和权重上升的意义何在?

        2015年,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决定,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中国多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特别在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成就的认可。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也使得该篮子更加多元化,更能代表这个篮子中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SDR的稳定性和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当然也可以促进国际投资者在资产管理组合中对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和使用。  从另一个面来看,投资者考虑持有某种货币资产时,不仅要看到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基本面,也与该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市场交易深度紧密相关。所以,要使众多投资者达成共识,中国在经济政策框架,机构治理,法治建设,政策透明度等方面需要更上一个台阶,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促进自由跨境货币的使用,最终逐步地开放资本市场资本项目等等措施。这些都是各个央行和投资者考虑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人民币加入SDR是国际化的重要的一步,也是IMF继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新起点。

        今年的审查再次确定了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提高了人民币的权重,表明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不断推进,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认可,当然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人民币持续国际化的动力。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相比,要成为更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在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中,人民币是第三位,在外汇储备的占比中,人民币是第五位,在国际银行负债占比中,人民币是第六位,在外汇交易中,人民币是第八位,在国际债券计价中,人民币是第十位。除了出口之外,其他的占比均在3%以下。因此,对人民币来说,未来可期,任重道远。

        第四,SDR能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许多人很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当遇到经济金融危机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SDR的讨论再次升温。SDR能否有潜力挑起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重担和发挥相应的作用?国际社会应如何改革才能使SDR真正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在这些讨论中,有很多建议,有人建议增加SDR的功能,有人建议IMF定期和稳定的增加SDR的供应量(发行量),修改IMF关于SDR分配的法律规定,建议私营部门在国际金融活动中更多使用SDR,等等。

        围绕这些问题,IMF进行了多次讨论,但是要使SDR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可以说难度很大,道路遥远。因为要人为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货币,其信用支撑应该来自各个国家能够接受并且可以实施的国际协定,要达成这样的国际协议会关系到全球经济格局和未来发展方向,更是与各成员国,特别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前情况下,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建立有关法规和操作框架,使得SDR成为国际市场中被广泛交易、广泛使用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超现实的。

        在可预期的未来,在SDR篮子里的五种货币将会继续担任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当然,不能排除会有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的可能性,因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在持续增大。

        谈到这里,我简单谈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以及人民币应如何加快步伐,发展成更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潜力和前景

        在当今剧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下,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重要。这里提几方面建议,供大家思考。

        从国际金融发展史来看,货币国际化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包括适当的政策扮演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市场力量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展望人民币国际化前景,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持续经济增长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为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打下了基础。如今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继续健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架和机构的建设、防止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对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至关重要。

        第二,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保证。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目标坚定、稳步前行。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人民币的境外交易和使用。往前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持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势在必行,要积极推进。

        第三,完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动力。健全和有深度的金融体系需要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需要完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和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及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中国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丰富金融投资产品,特别是发展好国债市场,规范金融市场行为,让市场充分发挥金融媒介作用。简言之,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有利于增强国外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使用。

        第四,灵活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助推器。持续完善汇率制度,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自由浮动有时可能会带来较大的波动,但通常可以通过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增强金融体系和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等市场机制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则可以充分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促进跨境贸易计价结算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突破口。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优势。当前中国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仍比较低,有很大上升的空间。从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入手,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对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和今年权重上升,对中国、IMF及其他成员国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利在长远。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发生后,各国更加关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走向,包括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全球经济的碎片化。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我就先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IFF研究院院长宋敏: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编者按: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这是自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在本次审查中,IMF执董会一致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本次定值审查再次确定了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对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IMF完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深入探讨特别提款权(SDR)的发展及其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讨论此次提升人民币权重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共同组织了以“SDR 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21次学术会议。
 
        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受邀在会议上发言。他指出,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的权重上升是我国贸易增长、金融开放、全球影响力增强下的结果变量,也是我国实体经济增长和贸易出口重要性的综合反映,释放了中国将在全球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强烈信号。人民币权重的提升主要是因为贸易和投资,金融的重要性尚未发挥,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完全可能带来SDR权重的非线性快速提升。实体经济开放、金融保守不是真正开放的格局,要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增强我国金融资产在海外的吸引力。

        以下为宋敏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全文:

       一、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上升是我国贸易增长、金融开放、全球影响力增强下的结果变量,目前主要由贸易和投资拉动,金融进一步开放则可能更快提升。金融开放有风险但可控,更应警惕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导致更大程度的风险。资本项目开放对冲战争风险正当其时,应关注全面开放格局的构建。

       这次人民币在SDR篮子货币权重的上升,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以及中国贸易出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即中国将在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不要像俄罗斯那样声明退出国际组织,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在国际组织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从人民币国际化和SDR看,SDR本身是一个结果变量,在贸易增长、金融体系进一步开放、全球影响力增强的结果下,才会看到SDR中国权重的增加,所以它是综合反映和结果性变量。所以,一方面祝贺人民币在SDR权重的上升,但同时这也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是一种实际过程中的反映。
 
       怎样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在SDR的权重和影响力,这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增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使用,金融权重就会大幅提高。现在人民币在SDR权重的提高主要还是因为贸易和投资,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还没有反映出来。如果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在SDR的权重应该有更大的提升,这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是否加大资本项目的开放,推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个问题已经探讨了至少十几年。现在的结论是,要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我非常同意,但是稳步不是线性的,年份间不一定具有连续性。稳步的意思是总体可控,但在一定的时候可以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我认为现在就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资本项目开放之所以谨慎,是因为金融市场有很多问题,监管落后、实体经济脆弱等,这些东西我都是认同的,我们的开放是有金融风险的。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巨大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我们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我们不可以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出现战争的不确定性程度远远超过金融开放的风险。金融开放邀请全世界资本进来,我们也出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格局有助于对冲发生战争的风险及巨大的不确定性。前几年,我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说过这个观点,现在开放相比原来多了一个正面因素,就是帮助我们对抗战争的不确定性。这和中央讲的最高程度的全面经济开放是一致的,不能说实体经济更高程度的开放,而金融保守,这不是真正开放的格局。
 
       金融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交易税、离境税、衍生产品发展等,我们对于控制跨境资本的流动风险有成熟的经验。如果现在开放或前几年开放,我们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前两年我们疫情控制得比较好,那时候利率也相对比较高,当时开放我认为是最好的时机。现在的时机可能不如两年前,但同样也是可以的,虽然美欧利率在上升缩表,但资本流动不光是名义利率,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美欧的通货膨胀比中国高,所以不用太担心资本大幅外流。即使发生外流,我们还可以利用离境税、行政干预,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完全停掉。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和增加其在SDR的比重,以及金融资产在海外具有吸引力,前提是必须要全面开放。
 
       二、可以从思考批发型的数字人民币和构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等角度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些新思路。我们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新思路。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慢变量。
 
       一是现在全球在推数字货币,我国央行也在推数字货币,目前来说是M0零售概念,对跨境交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下一步可以思考批发型的数字人民币,通过跨境交易更大地促进电商交易和服务贸易,用数字人民币的方式推动货币走出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我也没有深入研究,只是一个想法。
 
       二是碳交易市场。我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后,应该是拥有了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碳排放的交易市场。中国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有责任减排,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已经在全球承诺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把碳交易市场做成全球最大的,用人民币交易,也可以考虑将来用美元、欧元交易。总而言之,把碳交易市场做到全球最大以后,我们就有了定价权,碳交易非常大的需求可能会推动人民币走出去。从创新角度,可以从数字货币和碳交易市场出发给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新思路,当然最大的推动力还是要开放,开放有风险,需要逐步加强内部监管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