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后来总理在其他场合做了解释，也就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会保持在6.5%以上的增长速度。但中国应该把7%作为增长目标，因为到“十三五”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GDP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人口增长率为0.5%。

有一些方法来实现上述第二个目标，包括在当前经济增长水平上更高的收入再分配。一种办法是中国经济保持6.5%增长的速度，收入分配往城乡家庭倾斜，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在7%增长的时候，企业盈利状况是令人担心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收入分配还更多的往居民这边来倾斜的话，很多企业可能会因为不盈利而倒闭，进一步会引起失业，甚至金融上的系统问题。因此，瞄准7%的增长率似乎更为合适。

如果能够实现6.5%以上并且接近7.0%的话，到2020年的时候，人民币在当前汇率基础上的升值不到10%，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人均GDP就会超过12600美元，这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按照国际的统计指标，到时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达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到2020年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中国是第三个经济体，同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这样的增长目标有利于全球经济。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可能会导致对世界经济的另外一场意想不到的挑战。如果中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能达到6.5%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会在30%左右，中国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中国仍然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这一个增长目标，引起国内外非常多的关心，甚至引发疑问：到底中国是不是真的能达到？原因是中国过去增长速度平均起来每年是9.7%，但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往下滑，到2015年第三季度只剩下6.9%，而且下行压力还会加大。这是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的情况，国内国外有很多评论家，他们之所以悲观是认为持续这么长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是中国自己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问题所造成的。

由于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一些人甚至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从现在6.9%继续往下滑，甚至掉到6%、5%，甚至掉到4%。

我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不太赞同在国内以及在国际上非常通行的，认为中国的减速是中国内部体制机制造成的说法。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中国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2010年开始，所有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大，过去其他所有新兴经济体跟中国同样的表现，如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而一些高收入、高表现，主要是出口比较大的经济体，像新加坡、台湾、韩国在同一个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国要大。


从出口角度来讲，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有从危机当中复苏，他们的经济增长非常慢，他们的外部需求少，所以出口增长率也会小。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平均每年的出口增长是16.3%，但是2015年度的增长很可能是零增长，前面几个季度实际上是不增长的。这是所有出口在经济当中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共同遭遇的问题。

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驱动内需，那些项目经过五、六年，大幅度已经完成，但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如果没有新的投资项目，当然投资增长率也是下滑的。不仅是中国，所有的国家都这样。

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平稳的，每年达到8%、9%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过去才能维持在7%以上的增长。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他们消费增长比中国低得多，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也比中国低多了。

国内需求

我们未来我觉得发达国家要真正的复苏，可能还是比较难，因为发达国家确实像大家所想象的，推行结构性改革很难，但是没有结构性改革那就很难推动像之前那样比较快速的增长。所以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增长更多会像大家所说的靠内需，但是在内需当中到底是应该以消费拉动还是以投资拉动，在国内有很多争议，国际上也有很多争议。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以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应该改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这种看法我也不敢表示同意。消费非常重要，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要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必须不断的提高，而收入要提高，一方面要靠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的创新，并且不断出现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产业，靠什么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交易量会不断下降，而下降交易使用的方式必须不断的完善各种基础设施。

但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是需要靠融资的。所以消费要增长的前提，还是必须投资。当然，我们必须改善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如果有好的投资，最重要的是有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就能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就能增长。

到底中国还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这是关键。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有那么多过剩产能，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过去也投资了那么多基础设施，现在也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对这个看法，我也不表同意。当然，确实中国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钢筋、玻璃、铝这些跟电力产业相关的确实有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都是在中低端。中国往中高端的产业去升级和投资的机会，其实还是非常巨大的，那些投资都有非常好的经济回报。

第一，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中国做了很多基础设施，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像高速公路、飞机场、港口等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严重不足，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这些投资都有很好的经济回报。

第二，环境投资。中国环境的问题中，污染是大家关心的，我们要治理污染也必须要进行相当多的融资。
 

中国目前城镇化率是54%，中国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一般要在80%以上，所以中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在城镇化方面，城镇化必须做很多像住房、基础设施等各种各样的投资。我想这四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高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因为高收入国家，像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他们的产业已经走在世界最前面了，要找到新的回报高的产业就相当困难，但中国到处都是。

积极政策

基础设施，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基本完善，顶多就是老旧。老旧的投资回报跟短缺的投资回报差距不是很大。发达国家的环境也都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所以现在很简单的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当然有好的投资机会也要有好的投资资源，这一点中国也具有相对的优势。 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负债总共也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5%，在全世界是处于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此外，中国民间储蓄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将近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以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的投资；国内储蓄和充足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不同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

把好的投资机会与好的投资资源利用起来，中国拥有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就能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就会持续增长，这些条件我想在未来五年会变化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维持6.5%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条件的，也是有可能的。维持这样的中高速增长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金融的稳定，也有利于一种叫做宽松的环境来深化各种必要的改革。 所以我相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应该到2020年，最迟到2021年或2022年就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

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好消息，也是全世界的好消息，因为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5%，到2020年的时候，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会增长一倍还多。中国在这样的增长速度当中，每年对全世界增长的贡献仍然还在30%左右，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给世界提供非常好的市场机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1月在越南所说的，一起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林毅夫

国际金融论坛（IFF）顾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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