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世界大湾区建设（第一场）
时间：2017.11.18 下午
地点：广州香格里拉酒店
主持人：
宋敏，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执行委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
祝宪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梁振英先生 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
钮小鹏先生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CEO
王燕先生 IFF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夏乐先生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胡伟星教授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玛莎·万德博格 IFF学术委员、太平洋养老金协会（PPI）前CEO
赵晓斌教授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现场记录
宋敏：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这是下午的第一个环节，我们这个环节讨论的题目是世界大湾区的建设，有三个子指标，第一是世界大湾区建设对中国的经验和启示，第二个题目是如何发挥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作用，第三个题目是构建大湾区全球创新金融中心。
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题目，我们都知道，这次整个大会的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前来说，世界上应该说是四个大的湾区，比较成熟的大湾区应该是纽约，然后就是旧金山这两个大湾区，日本有个东京大湾区。从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可以算是四大湾区之一，因为在中国国内虽然也有杭州湾这个湾区经济的概念，也有京津冀一体化雄安特区的概念，但是从湾区整个经济的成熟度、规模、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我们粤港澳湾区是中国排第一的。如果在中国排第一的话，在全球应该是在前四湾区这样一个概念。
有很多指标，我这里就不列举了，包括GDP、人口、产业等等。粤港澳港区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觉得区别于其他三大湾区，就是我们的人口规模是第一的。广东的9个城市加上港澳，所谓的9+2，总体人口6000多万，在刚才讲的四个湾区里头应该是规模最大的。现在的GDP还没有在四大湾区起到领先地位，但是按照中国的发展速度，在可见的将来，这块总体的GDP会超过其他几个湾区。
比如说东京湾区虽然现在整体GDP规模比较大，但是人口规模只有这边的一半，所以才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GDP总额应该是超过东京湾区的。所以这是简单的规模比较。
这块湾区（粤港澳）我认为它有很多特色，首先，它有很多一致性，有不同的体制、有国际国内金融中心、有非常配套的产业体系，还有创新。这个可能也区别于其他的湾区，比如我们说旧金山湾区可能更多是高科技创新，它的制造业可能就不如我们这一块。所以，我们这边的综合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也有很多弱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因为这个概念还是最近才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所以，下一步首先要做的就是湾区的基本建设，连通基础设施，连通资金，连通人心等等。所以，在整个湾区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向比较成熟的另外的世界三大湾区来学习，所以我们这个环节设计的是这样一个话题。
下面，先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祝宪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主题演讲。有请！
祝宪：谢谢宋敏先生！谢谢有这个机会就粤港澳大湾区的问题发表意见。坦率的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间，大湾区问题还是一个相对不是非常熟悉的概念，所以在今天的场合很希望能够听到很多同事和其他的嘉宾的真知灼见，我只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我讲我的具体意见之前，我想讲这么两个基本认识。一个就是现在提出大湾区的建设，它的战略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中国，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第二，虽然大湾区的建设潜在意义很重大，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成功的建立大湾区所遇到的挑战。
在这两点之外，今天我想基本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的条件基本成熟，这个大湾区概念在今天得以提出，可以说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条件。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近30年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经济体迅速发展的时候，赢得了现代世界工厂的美誉，各项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港澳，尤其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所带来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投资、包括金融。所以说，今天条件成熟跟过去30年来这个地区的经济整合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进一步融合的大趋势显而易见，向世界水平的大湾区、世界级的超大城市迈进，这个潜力不可限量。
同时，大湾区在硬件上也具备了其他成功湾区的一些共同特点，一个是交通便利，一个是都有配套的商品、金融和服务的交易中心和投融资平台。第三个，都有比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第四个，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包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聚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基本成熟。
第二个，大家应该都想到了，作为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就是如何融合和分工。粤港澳地区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要促进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融合，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顶层设计，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在融合方面，至少在大湾区建设中间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中间，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的梯度转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要构建以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辅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乃至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进而把大湾区打造成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枢纽。
第二个，大湾区内部城市的城市资源共享方面的融合。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除了在金融、制造业、服务业各方面，特别也要在医疗、卫生、社保方面推进互通互认和互享。
从分工方面来看，目前广州、深圳、香港三地的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大湾区建设中如何战略性的看待这三地的分工和定位，十分关键。分工的重点也可以在航运港口交通、金融和科技创新这三个方面。
航运方面，香港是重要的国际中转港，这就需要广州和深圳两地合理区分港口功能，实行差异化竞争。在金融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南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广州则要差异化地发展特色金融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服务城市。
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的资本市场，而深圳正在打造中国的硅谷，广州计划打造国际创新枢纽，这也需要有差异化的顶层设计，使分工竞争能够有序进行。
其次，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九个城市也要明确各自的战略定位，取长补短，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通过发挥协同效益，增强整体竞争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间，深圳堪称创新高地，不断催生新生代、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广东其他城市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而香港资本市场成熟，金融服务优势明显，所以，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
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市场上的人民币投资产品的种类和幅度也正在增加。因此，大湾区内的创新资本将拥有更多的向外扩容的路径，香港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区内的离岸人民币的结算融资和资金管理需要。
未来应进一步培育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扩大内地和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和连通，打造引领泛珠三角、辐射东南亚，也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虽然大湾区的建设具有非常好的潜在的发展动力，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这个不应该受到低估。
就我所看到的挑战来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大湾区建设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港澳和广东有关城市在制度、文化和企业运作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少差距差异，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凝聚共识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强政策和规划的协调对接，将两种制度体制的互补性带来的收益最大化，把差异性带来的成本最小化。这可能是湾区融合在制度上非常关键的挑战。
第二，大湾区要素流动应该上新的台阶。湾区整合必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取向的优化配置。例如目前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通关制度能否有所创新，以便达到提高交通效率，使人流物流能够达到最大限的优势。
同时，要充分发挥互补式的比较优势。粤港澳经济各有优势，如何在各自优势的领域里发挥引领作用。大湾区不同地区、不同实体应对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大大减少地区部门利益的惯性思维，勇于打破固有利益的格局，通过加强沟通和协作，寻求发展互补和协同效益，争取实现共赢和多赢。
最后，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大湾区相关的各级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改变传统的优惠政策一事一议的旧有模式。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且跟大湾区建设相关的各项政策应该具有前瞻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尽量采取中性政策，防止频繁的朝令夕改，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以市场化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大湾区建设的提出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战略举措，但是仅仅有这样的潜能和可能是不够的，不解决实际中发生的问题，大湾区的建设就不可能有序成功地进行，这些方面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不应该受到低估。
最后，作一点自我宣传，新开发银行是一家由金砖五国倡议成立落户中国上海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我们宗旨就是支持成员国的基础社社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也愿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间积极参与，贡献一份力量，并与各方积极探讨可行的合作方式。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祝行长的精彩发言。从四点介绍了大湾区的优势，同时也指出了挑战。特别是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方面，特别提到要增加要素流动，湾区之间的要素流动，也提到通关，我觉得这是很具体的挑战。非常感谢。
下面有请梁锦松先生。
梁锦松：谢谢主席。这两天谈大湾区谈了很多，很多之前的发言，包括今天早上的都有很精彩的论述，刚才祝行长也说了机会很大，但是挑战也不小。因为很多之前的发言解读已经说得很精彩，所以我打算从香港的角度来讲一讲香港对于大湾区的建设，可以有什么贡献，而且对一些挑战，应该怎么解决，提出我的看法。
其实大湾区这个提法是近年的，但是我们在香港都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加强跟周边地区的进一步合作跟融合。我2003年的时候，有幸代表特区政府签第一份的协议，是在温总理的见证底下，在2002年的时候，我提出董先生也接纳了，在市政报告里面提出了要建设粤港澳大桥，还有从香港到广州的CBD之间，一个小时可以到达的铁路。还好是当时提出来，如果是现在才提出建这个桥和铁路，以香港现在的政策环境可能更困难。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是没有预计到的，要用16年的时间来建，希望明年可以通车跟通航。
刚才祝行长也说了，内地跟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政治管制的体制跟文化是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不一样的是国内现在在这几十年的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成功，是因为政府的领导，但是有人这样说过，在内地成功是因为政府，在香港的成功就算是政府，还是因为市场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在内地的是政府的作用，香港的成功是市场的作用。所以这两个文化差异，我觉得是要思考的，但是还好香港的市场力量还比较大，而我们做生意的经常在说，我们要选什么来竞争，我们除了看机会之外，最重要是用你的长项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思考在香港经究竟有什么长项。在二十年以前，我们也提出香港要推动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聚才，聚人才跟聚钱财，而人才跟钱财，人才远比钱财重要，这个可能也跟我的背景有关。因为之前我是在没有参加政府之前，是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大概等于国内的高教委，后来我也担任了香港的教育统筹委员会，等于是国内的教委主席，推动了香港的教育改革。
聚才聚财，是香港，特别是服务业占GDP90%几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在香港建设大湾区最重要的两个贡献，还是第一个怎么样培养跟吸收人才，而不光是本地的人才，而是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在吸引全球的人才，我自己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香港为国家最大的贡献之一。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是我们也会认同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如何把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比较好的吸引到国家来，就好象美国现在为什么还是这样强，就是因为它可以把很多全球的优秀人才吸收到美国去。而香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有条件的。第一，我们在制度上是很多国外的人才喜欢的，包括我们的法治，我们的自由，我们是低税的地方。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一个非常国际化，非常开放，非常多元的社会。当然还有香港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非常安全的地方，也是在教育跟医疗都是比较有效的地方。
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三藩市，旧金山。三藩市的隔壁就是硅谷办公的地区，当时我们都知道在当地的很多员工不是住在当地的，是住在三藩市的，距离大概4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看见在三藩市，每天两边都堵车的，进城的堵车，出城的堵车。谷歌40%的员工不是住在附近的，是住在三藩市，每天都是搭车回去上班。香港到深圳就是45分钟的车城，谷歌为什么不是选择住在硅谷？就是因为人才喜欢跟其他不同行业的人才聚集生活在一起，他们觉得三藩市有这样比较开放自由的环境，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他们很舒服。而且人才跟不同行业的人才在聚集的时候，他们的交谈，他们的交往，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更多创新的思维跟产品。这个可能也是香港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可以为国家做的贡献。所以一个是在人才的聚集，作为一个国际人才聚集的中心，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国内人才，可能都喜欢住在香港。
第二个方面就是金融，这是钱财。刚才祝行长说了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不光是看体量，而是看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功能是全球化的。现在我们看全球每一个时区，每一个地区可能就只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美国是纽约，在欧州是伦敦，很多人说脱欧会不会影响伦敦？我自己觉得不是的。在亚州还是香港的竞争。因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因为今天是金融论坛，国际金融我们比较习惯常用的还是英美的法律系统，就是普通法。而且普通法跟大陆法最不一样，大家知道普通法只要法律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这个是比较能够鼓励创新的。当然在每一个时区都有其他的金融中心，比如说东京就是日本国内的金融中心而已。在这个方面，特别是香港有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两个资金池，一个国内的，一个国外的，怎么样融通，怎么风险管理，这是香港做金融中心最好的机会之一。所以聚才、聚财，就是人才中心跟金融中心，这两个还是香港的强项，而且是在大湾区的建设最能够配合的。当然有了人才之后，还可以有其他的行业去发展。
这里我要说两个，当然在说之前，我们也要强调有了不同的人才，我们就可以有创意的产业。如果我们看纽约跟伦敦，其实它们的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但是我要说香港可能应该跟周边的地区，特别是深圳、广州，等等的地区，发展两个行业。一个是生物科技，里面包括做药的，做器械的，做医疗服务的，等等。在这个方面，南丰集团现在透过我们南丰集团跟天地集团在中国都铺开投生物科技跟医疗养老的服务，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全球都在关注，而且没有很明显的领先。当然美国是走得比较前的，在中国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追上去。而这个方面，香港也有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有两个很好的医学院，世界顶级的，而且有很多科学家，我自己数一数最少有两个，有机会拿诺贝尔科学家的。但是因为香港比较小，因为临床跟市场都比较小，而且国内有13亿人口，人口比较大，发展生物科技大有可为。另外大数据，AI。现在我们看到全球三个行业合流的，一个是IT，一个AI，还有一个生物科技。这三个行业都在合流，我猜测在往后十年，二十年科技的发展，就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合流会更加的推动经济的发展，会颠覆我们的社会。
怎么样用好现在河套地区，深圳、香港中间，能够用突破性创新的方法把香港、深圳、广州跟整个内地，怎么样来发展这个生物科技跟大数据，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
另外，有几个方面的突破性的合作。刚才祝行长也提了。为什么用突破性的合作呢？因为当时我建粤港澳大桥的时候就有这个，一个是要素的流动，人、货物、服务、资金、信息，怎么样能更流通，更顺畅的，特别是在人才方面，能不能给两地的人才在进出香港的时候有金色的通道，不用排队，而且能够突破183天税务的限制。就是说到内地可以超过183天，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数着，到内地来开会，一超过183天就付国内的税，个税比香港高很多，大概是45：15。所以在五个要素流通怎么样去思考？
第二个，我建议我们希望发展的各个行业的专家组都能够组织专家来研究，比方说生物科技应该怎么样推动，大数据怎么样推动，等等，金融怎么样分工合作，等等，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机制来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重点的来研究怎么样培养人才跟吸引人才。因为相对华东跟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比它们逊色的。刚才早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粤港澳大湾区，比起其他三个湾区，我们世界领先的100名之内的大专学校，我们最多的是4家，大部分还是在香港。怎么样利用香港的优势，而且加上国家的支持，把国家的研究院在整个区域分工合作，特别以合作为主培养人才，我认为这个很必要，因为没有人才很难发展创新经济。
最后，我要提的在协调推进。刚才祝行长说了，因为我们现在大湾区是两个特区，三个海关的关税区，而且文化管制都不一样，怎么样来协调。现在我们知道发改委在领头做这个规划，但是用发改委来协调推进，我觉得可能还是高度不够，能不能比发改委更高的协调机制，除了各地政府的协调之外，能不能像以前在写基本法的时候，除了有起草的委员会，还有咨询委员会，就是各行各业的，而且是比较专业的，有这样的官方组织，但是里面是民间的专家，像一个高级的中央领导的协调机制来报告，协助他们做决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路。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
宋敏：谢谢梁锦松先生的发言。特别提到香港的强项，聚才和聚财，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资金。而且人才是大于资金的。也提到要素的流动，跟刚才祝行长讲的很像素的，应该有更多的人才获得，在大湾区的流动。这个确实是点到了关键，因为这个大湾区区别于刚才说的三个大湾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潜力以外，另外就是我们之间实际上是分隔的，很多方面，包括市场、资金、人才方面的流动都没有完全打通。所以将来真正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湾区经济的话，必须要打破，必须要一体化，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钮小鹏先生给我们讲讲美国湾区的经验，钮小鹏先生来自于纽约，可以谈谈纽约湾区。
钮小鹏：很高兴今天作为美国的商界代表之一，来参加今天IFF第十四次盛会美国史带集团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集团，保险集团，顾问集团。史带先生是在1919年在上海创立的，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入世贸，在金融的改革，招商引资，企业走出去，以及最近十九大以后的“一带一路”和全球整个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美国的一位中国的很重要的朋友，一直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今天也荣幸能够代表我们财团参加这个会。像刚才宋教授所讲的，从美国的角度看看两个湾区，一个是东岸的纽约、新则西，倡导这一代。还有旧金山，圣何塞、硅谷那一代。这两个湾区有些优势，我主要讲讲从美国的内部商界来看，这两个湾区有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为我们这边的湾区发展做一个借鉴。
在此之后，我想结合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体制，有一点像刚才梁司长所讲到的，香港和内陆的文化和国情，分析一下在不同的制度下，有什么样的合作方式，能更好的在中美的经济交流中间为世界大湾区做贡献，另外通过湾区也为中美的经济交流做贡献。
回到第一个话题，当我们看到美国这两个著名的东岸和西岸的优势的时候，同质化的优势就是服务业都占据非常大的比重，不同的统计机构有不同的数字，但是普遍在80%到85%以上，这两个地区有很多实体经济，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两个通过湾区把服务业大幅度提升，来支持实体经济非常优秀的案例。
第二，刚才梁先生也讲过，就是人才的问题。美国的人才除了有一些优秀的大学，有优秀的国情的文化来支持创业，有很多的激励机制之外，跟它的移民政策也有非常强烈的关系，这不是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短期内可以复制。但是我们从人才的引入，尤其是高端人才引入方面，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法律以及制备的完备，这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中美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中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其他世界上一些地区性的经济体成功的最主要的基石。
第四，我想讲讲两个地区的明显差异化。在东岸纽约湾区，最大的差异化就是纽约，虽然有一些负面地影响，但是差异化非常明确，是超过了在其他领域比它强的地区，由于这方面差异化非常好也能保持优势。在西岸旧金山的湾区，就是硅谷和高科技，科技为先的文化。所以服务业占高的比重，优秀的人才引进，法律以及执法的完备，明确的差异化是这两个湾区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值得中国新的湾区学习。
美国的湾区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很了解华尔街跟硅谷，但是如果你到美国去看，最权威、独立的评判机构，看营商环境，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是最差的五个之二，税特别高。第二，政治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美国自上而下的两党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营商环境不稳定，政策不稳定。第三，整体的生活成本比较高。第四，尤其在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尽管，尤其是以纽约湾区为主的监管出现超强的趋势，已经抑制了当地的创新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健康扩大。第五，中西部和南方的州比，当地的激励机制表述的不够清晰，总是吃老本，没有新的东西推出来。所以综上所述，刚才提到的高税率、政策、政治不稳定，高成本、重监管，以及不清晰化的激励机制，造成这两个湾区已经在美国过去的大概四五年里面，把一些竞争优势拱手让给了中西部和南方的内陆地区。这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湾区新建设过程当中从顶层设计和底层支持一开始要考虑的
我刚才提到了差异化的问题，这是湾区建设当中非常重视的问题。集团一百年以前到远东投资，定在上海。当时整个在中国的环境和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任何一个投资者，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能够带来的很多财富五百强的企业，从西方发达国家过来，看中国招商落地的选项已经和以前不一样。我们会问几个问题，湾区希望我们作为金融企业入驻的话，和香港的区别是什么？第二，湾区如果企业落地的话，和上海自贸区的区别是什么？这只是两个初步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外商当看到中国的投资点的话，现在有很多的选项，还回到那句话，湾区的差异化是什么？从西方的观点来讲比较讲究数据，希望知道我们政策方面，激励机制方面具体是什么东西，这是非常重要。
第二，非常清晰化的把差异化沟通出去。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有差异化的，但是可能在中国的国情和体制下产生的差异化，跟西方企业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往往有一些障碍，你所讲的和他听的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样在中西的沟通上面，把很好的政策细节讲出去，也很重要。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它的两个核心湾区里面既有优势又有问题。在中国不同的，举国的国情机制之下，高效率的国情之下，再加上美国各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主的国情之下，怎么样能找到很好的，以湾区作为一个支点，在中美的经济里面找到互动呢？我有三个建议，可以给湾区和广东的领导，还有国内的同行们分享一下。
第一，核心的差异化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主打的东西。我们在将近十天以前，特朗普总统离开北京的时候，听到财政部宣布了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一些进一步放开的，未来三五年的规划，涉及到证券行业、资管行业、保险行业、理财行业，等等。我相信这只是十九大以后，这个领域进一步放开的第一步，这些政策相对比较宏观。湾区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宏观的政策里面拿到一块？真正能够代表国家进行先行先试，如果这样做的话，这是西方的企业和政府能够听得懂的一个引路牌，大家的关注点会放到这边。我们已经在西方听到中国这边谈了一段时间，关于CDR的问题，海外的企业在中国上市的问题，跟美国的ADR一样，如果CDR将来在中国选址地时候，能够向大湾区倾斜的话也是一张牌。拿出这种明确的名片，我觉得作为新的发展当中在西方可以打响。
第二个建议，大家听到很多中美之间的州省合作，我有幸过去三四年带了八位州长到中国访问，以前有一些来过，感觉到日新月异，希望再来。以前从来没有来过，非常惊讶这边的发展。我们也带过不少的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到这边选址，尤其中国的各个省市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举措的时候。在过程中我们明确感觉到，刚内在招商引资过程当中完全是单向的招商，但是自己并不走出去和海外的州也好，市也好，工业园区也好，和湾区也好，进行一些对外的合作，我的企业、资本、机构到那边去，同时也欢迎你的企业、资本到这边来，用走出去的方式更好的引进来，如果不走这种双向的道路的话，在今天这种国内高竞争，而且各个不同选项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地方政策，可能会在招商方面有一定难度。桑逸非常建议湾区这边在考虑引引来地时候，同时附配一个走出去的战略。
第三点，在昨天的内部讨论，今天上午和刚才几位同行提到了“一带一路”。从美国商界的角度讲，“一带一路”是失去的机会。首先美国政府退出了TPP，把亚太地区的主动权已经丧失了。第二，目前从政府层面并没有明确的参与，从“一带一路”的最新版图上也不包括北美，但是美国有非常多的企业，非常期盼找到一种途径，有效的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去。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天上午听到的很多基金里面，不光是房地产方面的东西，而且从“一带一路”的核心主业方面，可以引一部分资本进来。因为我们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在整个“一带一路”有战略的位置。如果湾区有效用市场和资本的手段，把美国的资金和企业通过大湾区把两个国家拉到一起，对两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和资本运作都是好事情。
综上所述，如果湾区真正拿到一些名片的动作，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湾区进行合作，目的也包括更好的引进来，通过通过资本和运作把美国的流动性的，美国的资本，美国的企业家有效通过湾区拉到“一带一路”里面来，我觉得这三点意见客观对湾区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敏：谢谢钮小鹏先生，从美国的角度介绍了美国两大湾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特别提到两大州都是营商环境比较差的地区，它的成本高、政策过不严，政策不稳定。我们目前也有这个问题，房价比较高，特别是香港，所以我们要提前未雨绸缪。提到三个建议也非常，我想提醒一下现在先行先试的功能已经具备了，我们南沙国际金融港已经是开始了。可能更好的是宣传。
钮小鹏：宣传很重要，国内可能知道的很多，但是美国还是知道的比较少的。
宋敏：谢谢，而且提到美国也要加入“一带一路”非常高兴，虽然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非常感谢。下面有请IFF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女士。
王燕：谢谢主席先生！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耐心资本和大湾区的发展，主要是讲两方面的观点，三个方面的建议。上午的演讲者和今天下午的演讲者已经谈到了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市和两个行政自治区，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大家已经讲过了这个不同的比较优势，大家都知道林毅夫教授，我们在新结构中心也是强调不同的比较优势，这三个地区可以互相学习，进行创新，然后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利共赢。
我们第一个观点就是看一下这三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这方面的详细研究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主要的观点是说这九个市和两个自治区是在微笑曲线的不同位置上，所以这三个地区是可以互相互补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微笑曲线，这是戴维和王植（音）他们的团队做的，这是2009年的数据，这个数据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了一些发达国家，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包括韩国、台湾地区，还有中国仍然在微笑曲线的下部。大家可以看到，微笑曲线的下部，中国是在粉色的圈子里面。所以，从ICT14个产品的产品组合来看，特别是iPhone等等，中国主要是做一种安装，这里面外商直接投资的公司占的份额比较大。刚才说香港、澳门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他们在Global Value Chain里面有不同的位置，所以这三个互补有很大的潜力。实在对不起，我没有广东这方面的数据，主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数据才能衡量出来。
第二个方面，香港和澳门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是排序比较低的。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箭头指的是中国，我们在全世界服务贸易的比较研究来看，中国还是排得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是服务业贸易、服务业不够发达，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不够发达，法律、商业服务、ICT服务等等比较落后的话，就会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所以，可以和香港、澳门互相学习，进行服务业贸易的发展。
这个方面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要谈我们最近一个新的研究，叫做怎么样利用耐心资本来为大湾区筹资。同时，我这个观点也是适合于“一带一路”的筹资问题。
什么叫做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用这些耐心资本来培育一种关系，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里面，投资人和被投资的对象，这个公司还是地区，还是国家，形成了一种关系，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
我们着眼的是长期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投资一个国家，我们是着眼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10年、20年的发展，不是着眼于短期内的利润。所以，我们着眼于长期的互利共赢关系。
荷兰一个学者做了一些研究，排了一个长期趋势的比较，我们把长期趋势进行比较一下，发现凡是有儒家传统的国家都有长期的趋势，有大量的长期的储蓄，这些持有长期储蓄的国家，他们的投资行为有点像股权投资的行为，而且他们愿意砸钱与实业投资，包括PE capital、风投，包括丝路基金也是一种股权投资，他们比较能够承担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就用下面这个净境外资产标志来衡量一下长期资本，或者耐心资本，或者叫做超长期的资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曲线右上方，新加坡、德国、中国、韩国、日本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长期的趋势，他们的净的国外资产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净的国外资产是比较低的，形成了一个正曲线。
到底有什么证据来说我们持有这个耐心的资本？这个耐心的资本实际上是与不耐心资本，或者是脚底抹油的那种热钱相比它是耐心资本，所以拿什么证据来证明我们拥有耐心资本呢？你看这个证据主要是要看外商直接投资的纯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数据。我们计算了一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投资，用对外投资减去对内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所以看到这个红的线是持续往上升的，现在已经对外投资超过了对内投资。
第二个证据就是说我国在跨国并购方面已经逐渐领先，红线从2007年以后一直是上升的，而且是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大家都知道，报纸上报得比较多，我们的跨国并购都是非常活跃的，这个是净的跨国并购。
我很快的讲讲我们有那些建议呢？刚才我们说的耐心资本，一个国家如果有长期的投资，不一定就有耐心的资本，所以这个耐心的资本需要特殊的金融机构把它动员起来，把它投入到实体经济里面。哪些机构拥有耐心资本呢？比如说我们祝行长代表的多边发展银行，他们确实是有耐心的资本，他们的贷款都是10年、20年以上的。还有就是国家开发银行。我最近在参加了一个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会，专门讲对发展进行融资的会，这里面就是大力鼓励各个国家成立更多的国家开发银行和类似于中投，我们讲了很多跨国不同的经验，包括南非有8个国家开发银行，Utillzepatient欧洲投资银行他们的业绩非常好，贷款总额超过了世界银行。所以我就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建立一个大湾地区开发银行，来把所有的这些耐心资本用机构给它动员起来，利用这些耐心资本进行长期的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进行实业实务等等，这是非常适合于加强这一地区的一体化。
比如说欧洲投资银行是1958年成立的，他们的成立投资于一些欧洲落后地区，确实是增强了欧洲共同体内部的一体化趋势，因为它是跨国的、多边的开发银行，所以，增强了不同国家一体化的动力。所以，我们要学习欧洲投资银行的经验还有包括德国KFW还有EBRD的经验。
另外，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新的动向，它建立了一个新的Pubic money，是用官方发展援助的基金来进行资助投资于私营企业的股权，这种是一个新的方式。
第三，我们可以建立大湾区的多边基金、私募基金等等，今天早上看到了广州南沙还有IFF已经想到了、做到了，成立了南沙的母基金，成立了丝路联盟基金，非常好。
我想介绍一下南非的经验，南非有一个开发金融机构，叫做工业发展公司，1940年就成立了，它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它的目标是做一个非盈利机构，注重于工业的发展，注重于工业的转型升级，帮助地区的经济整合创造就业等等。而且它是一个专门做股权投资的，不是说像世界银行主要做贷款的。它是百分之百国家所有，它现在已经投资于18个非洲国家地区，它有839人，而且它经营非常稳健，而且它是自负盈亏，1940年成立而且一直是没有太多的国家持续补助，没有垄断，因为它一共有8个国家开发银行机构，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垄断的地位。而且它还在危机期间起到了反周期的作用，所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这是我的几点建议，当然我还有其他的片子，适合于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来讲一讲。
最后一点，“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有助于各个国家来参与投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个平台。大湾地区也可以做成一个平台，各个国家，你把投资银行建立起来，很多国家都可以参加，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市都可以参加，做成一个投资的平台，能够达到多赢的平台。谢谢！
宋敏：谢谢王燕女士。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耐心资本，我们湾区的建设特别需要耐心资本。因为是一个长远的投资，属于只关注短期的利益，可能很难真正参与这个湾区的大建设，同时在长远中有所收获，刚才王燕女士也讲了，有几种方式去培养耐心资本，我觉得非常有借鉴的作用。
下面有请夏乐先生。
夏乐：好，谢谢主席。这两天听了很多关于大湾区建设的题目，大家的讨论我感到很受启发。我本人是出生在内地，主要的成长经历在内地，之后在香港又生活了很多年，我觉得对香港和内地的一国两制，两个社会都有很多的了解。我根据自己的自身体会，讲一下大湾区的挑战，或者大湾区对我来讲这个概念有些疑惑的地方，希望嘉宾能够对我的疑惑，在未来讨论中加以澄清。
今天很高兴，不仅谈优势，也谈问题。我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竞争模式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讲中国奇迹，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么成功？有人总结了很多经验，我觉得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我们竞争了这么多年，我们发现珠三角地区，除了分工协作，其实内部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们有广州、深圳、香港和省港这种竞争。现在形成了今天的比较经济繁荣，经济发达地区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在未来，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大湾区，其实意味着我们要对这种地区竞争的局面有所修整。我觉得这就存在着一些平衡的问题。因为我最近特别看了一些，包括在广州和深圳的机场问题上，两地的民众都有不同的意见。更长远来讲，香港和深圳哪个要建成金融中心？哪个来带头，大家也存在一些争论。也就是说在我们长远的建设大湾区过程中，我们是否应该由一个政府来决定，这个城市你有这样的优势，你来做这个，那个城市有那样的优势，你来做那个。而不像以前一样增加地区性的内部竞争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湾区的建设上，更重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到联通、统一，在这个基础之上，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还是应该允许它们有一定的竞争，特别是在创新方面。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未来的创新出现在哪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创新企业喜欢在哪里。只要在整个大湾区内，我觉得我们整体计划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湾区建设模式，发展模式上，依然要保留一定的竞争和开放，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市场机制决定的过程。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信息的流动。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信息的流动？刚才梁先生提到人员的流动，祝行长提到要素的流动，我觉得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国际信息之间的流动发展特别快。2015年的时候，当时国际的跨国贸易处在低谷。我们看到2015到2016上半年，基本上国际贸易比照之前是零增长，这是全球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当时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我们全球化的终结？当然有些研究机构发现，尽管我们的货物贸易零增长，但是数据的跨界流动增长非常快，远远超过当时的GDP增长。我们这里谈到香港在未来大湾区可以做到的这些贡献，比如说金融服务、大数据、AI。其实恰恰都是需要很大程度上的信息流动。而我们湾区的另一侧，内地，我们需要科研、人才教育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的信息。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信息流动依然是有阻碍的，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研究机构的这些教授们来聊天，在国内，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我们没办法上谷歌，就是谷歌下面专门进行研究的。我们未来在建设大湾区的过程中，在重视我们要素跨区、跨界流动的过程中，也一定要重视这种信息的流动，特别是可以从科研单位，科研院校开始，我们可以对这个进行一些更多的开放。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当时说的不是大湾区，说的上海自贸区。我参加香港的一个会，当时有一个海外的银行家，他说我才会把我的公司放在上海自贸区呢，我没办法看信息，这个对我们影响太重要了。我们除了传统的资本、人员要素，我们对于信息的流动也一定要加以足够的注意。这是我讲的两个的方面的问题。
剩下的两个方面更多集中于人的问题。第一个人才，我看了一下四大湾区，好像只有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有这种房地产的限购，我们香港限购，我看了国内的这些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江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购。我个人和深圳的朋友进行聊天的时候，他们反映人才留不住。当然最高端的，赚最多钱的人可以在深圳置业。但是很多中层的人才，他们反而是企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到了一定年纪觉得没办法在这边生活，我不如到一个其他的城市，对我来讲更有竞争力的，生活不那么辛苦的城市。要想留住人才，不可否认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房地产问题，如何把房价降下来？当然房价的高有很多因素，包括目前处在全球低利率的时期，如果未来利率可以加上来，可以有所缓解。但是至少从国内的几个城市来讲，还是存在可以进行调整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租赁市场，如何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本地的租赁市场？因为大家更多的是住的需求，未必要拥有房子，通过发展本地的租赁市场，我们是可以解决房屋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很明显的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我们在湾区之内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调剂用地，湾区之内是不是可以在土地建设指标上进行一下相互调剂？甚至能不向湾区以外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情况购买，进行补贴，解决湾区内建设用地的问题。我认为只有把房地产问题解决了，这是更好的留住我们的人才，当然房地产这个问题在香港可能解决的要更困难一点。
最后，我想讲的也是人的问题，但是我想讲的是贫困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个湾区战略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其中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人心相通。做到人心相通，我们要看到更多的在香港，在香港我们用的是这种相对的贫困线，我们是看税前和社会福利转移之前的家庭收入，它如果占平均收入50%，作为一个贫困线。香港现在大约仍有近百万的人，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对于香港政府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我想要素想能够做到人心相通，就需要我们整个大湾区战略能够保证带来的经济利益，带来的经济好处，能够被整个社会分享。这个才能够是让我们得到人心相通，如果这种经济利益只能被一部分人，哪怕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拿走，但是由于我们忽视这种分配方面的问题，而导致一小部分人这种贫困人口没有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提高，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这种大湾区战略更为重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重视我们的贫困差距问题，可能我们的湾区战略不能够说是成功的。而且这一点，我相信不单单是在香港、澳门，在国内也同样是这样，我们现在有6000万人口，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因为我们6000万人口还有很多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没有包括进去。我们的湾区战略应该设立为更有包容性的，能够让高端的人才留得住，也相对来讲让劳动技能没有那么高的人才，在这个湾区里面留下来。
宋敏：非常感谢，说得非常好，提了很多重大的问题，特别讲到湾区的发展模式问题，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政府的干预呢？还是需要更多的市场因素，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特别讲到中国的经济成功的模式，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湾区又需要地方政府的协调，这个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怎么去处理。我也特别喜欢你刚才提的信息的流动，到底是年轻人，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就是夏乐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话题。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如果我们连信息的跨境流动都受很多限制的话，对大湾区的建设我估计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当然关于人才和收入分配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夏乐。
下面有请胡伟星教授，有请！
胡伟星：谢谢，我是香港大学的，我跟刚才夏乐也是同样的经历，也是从内地出去到海外留学，转了一圈到香港教书，教了20年。所以，我对内地和香港都有比较长的生活经验，所以我的看法和建议跟他刚才讲得差不多。
时间关系我讲两点。
第一点，大湾区现在作为一个国家级项目已经正式被提出来了，2017年3月5号，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愿景，都已经把它列入到国家级的层面来看，包括十九大报告也提到大湾区的建设。所以，各级政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个是不是今后大湾区能够搞成、能够做成必要的因素呢？刚才很多嘉宾都已经讲到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顶层设计已经开始逐渐地端出台面，国家有这样的设想，各地政府都在配合，九个城市、两个特区都已经开始积极投入。但是，光有顶层设计我想是不够的。
刚才祝行长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他讲到顶层设计的必要性，我是百分之百的同意。顶层设计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可以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这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回顾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就是它的合作过去30多年来基本上是市场推动的。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大湾区今后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比较有效的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低层的动力，能够充分动员我们低层的动力，来推动大湾区的前进和发展，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刚才前面的嘉宾都已经讲到了市场的作用，刚才前面夏乐也讲到竞争的作用，城市与城市之间，我们看全球所有的大湾区的建设都是通过竞争、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很强的动力，才能达到合作的目的。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过去30年珠三角的发展，从1978年以后开始是前厂后店、来料加工、出厂加工，这个模式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吗？不是，是市场底层动力推动达到的区域整合，之后又经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提升有机的融合，后来又有粤港澳三地合作和泛珠三角的合作。我在香港也参加泛珠三角委员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也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
从这个发展路径来看，我们需要一个很强的怎么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地区大湾区市场的作用，来继续推动今后大湾区的发展。这个我想就不多讲了，大家对这个道理比较清楚。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从香港的角度来说，香港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香港政府对大湾区的建设是非常重视的。7月1号习近平主席去视察香港的时候，见证了香港政府和广东省签署了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文件。11月11号，特区梁振英特首也在市政报告里讲到特区政府会积极参与推进大湾区的建设，使大湾区为港人打造一个优质生活圈，同时香港政府也成立了以政务司司长为首的推进大湾区建设和与内地关系的督导委员会，所以政府层面也非常重视。
我参加过很多讨论，其中无非就是说香港能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因为香港的优势在大湾区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他在金融方面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第二，香港的专业服务各行各业都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三，香港在国际联系方面有一些天然的纽带，跟国际很多发达地区有非常深厚的联系。所以，这方面是香港的优势，所以政府还有很多民间的呼声就是香港要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这是讨论中浮现出来的一种说法。
我自己要讲的一个观点就是香港今后的作用应当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为什么我这么提呢？超级联系人，你仔细想一想，他只是一个中介，或者只是一个他利用大湾区的建设去赚钱，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赚钱，他其实并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置身于大湾区的建设。香港政府讲不光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赚钱，当超级联系人，仅仅做超级联系人是不够的，那只是局外人的角色。真正香港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地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这一点回归以后，包括回归前这几十年看来，都没有完全达到。所以，这方面是我觉得香港社会要凝聚共识、要进一步下功夫的地方。
为什么你只有融入参加进去之后，你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呢？这里面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如果你要没有这个共字，就不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你也不会最后有真正的收益。
谈到共商、共建、共享，香港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共建、共商、共享里面，这个位置心态首先要调整。谈到共商、共享、共建，关键是要达到五通，就是“一带一路”中央政府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如果我们从五通的角度来看，设施连通，现在高铁快有了，港珠澳大桥也快建成了，过境的设施交通便利也大大提高了，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贸易的畅通有CiPA（音）。资金融通，资金比以前流动容易多了。但是我觉得在政策沟通方面还是非常不够，刚才前面的嘉宾都讲了，包括人才的流动，都是很多政策问题限制了人才流动。人才不能流动，大湾区今后怎么建，怎么提升它的水平。大湾区有这么多的自贸区等等，很多政策不相通的，所以没有办法共建，没法提升它的品质。还有土地问题，房地产政策等等很多都需要政府进一步打开政策的一些关卡，政策要沟通。最后一个，民心相通其实是最难的。我在香港20年，我通过亲身的观察，在民心相通方面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几通，这方面如果不解决问题，大湾区也不可能香港完全融入，达到共享、共建的真正水平。
所以，综合我上面说的两点，我的建议很简单，两条，第一条，大湾区建设这种讨论会很多，我也参加了很多，说来说去，大家说的东西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开始从务虚要到务实了，要减少纸上谈兵，要多想一想怎么落实的问题。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两个特区和九个城市和广东省能够真正的业务部门坐下来，切切实实地谈政策沟通，能够谈成一些政策上能够落地的项目，这才是实实在在对大湾区的推动。
比如说我们那么多港口，怎么能够协调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机制，来增加我们的运力，来减少我们的冲突。比如说在国际上，多瑙河等等一些国际河流都有一定的自己的机制，我们需要落地的项目，五个机场怎么能够协调，怎么能够很好地安排。人才流动，我们怎么能够打通这些关卡，允许高端人才、中端人才互相流动。资金、贸易很多这样的需要能够真正落地的项目。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跟刚才夏乐讲得也差不多，人心相通是最重要的，是大湾区最后能不能搞成最重要的。刚才我听钮小鹏讲美国的经验，美国西部和东部的湾区都是在同一个国度里面搞的，虽然各州不同，但是他没有人心相通的大问题。但是，我们的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下建设的，有人心相通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没有办法使大湾区真正做成。十九大报告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当时习总在报告里讲到的是，要支持港澳地区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现在是不是港澳能真正融入，这是一个大问题，要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互利合作，完善方便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举措。特别是最后两句话非常重要，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和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荣光。这个实际上就讲的是人心相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大湾区做不成。
谢谢！
宋敏：谢谢胡伟星教授，讲到香港的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我也非常认可，不光是作为一个中介，同时也要在做中介的基础上怎么挖掘更多的产业。最后把落脚地放在人心相通，也是最难的一点。
下面，有请玛莎·万德博格教授。
玛莎·万德博格：非常感谢宋教授，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发言，应该说我是另外一个湾区的代表，我来自于旧金山。今天来到这里，刚才梁先生讲了旧金山的堵车，我觉得他是太了解当地的情况了，我也是住在旧金山，然后是在斯坦福附近工作，所以堵车确实是很大的问题。应该说即使是“一带一路”，也是需要很多的资源。刚才钮小鹏先生讲了这个区域的一些特色，我想要讲一下旧金山的湾区有哪些特色，以及硅谷有什么特色。如果说到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有什么区别，应该说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建立一个硅谷的概念。
为什么说这样发展的呢？其实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的，第一个就是硅谷是一个以智能为中心的发展中心，它主要是推动人才的创新，快速创新，然后去适应而不是说在创新之后再去适应，而且是持续性的创新，而且去提供市场上所需要的产品，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也要谈到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硅谷成功，也就是它的去中心化的结构，这就是硅谷生态系统的根源。
我们看看硅谷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但是是主干道，如果你去过硅谷的话应该会很熟悉这条路，而且它是真的路，真的地址，但是它的内容还有更多。因为它集合了很多很有特点的部门，比如说VC、PE、银行、律所，还有其他非常高专业的专业人才服务都在那里聚集着，都是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专业服务的公司，来支持整个生态系统的运作。这就是促成了这个区域中心化的生系统，也就是说这些服务是创新性的服务，而且是支持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些服务包括像我这样的个人中心者，我们这些人是天使投资者，我们运作着自己的私营企业，我们将自己的人才和能力贡献出来，让这些公司，这些创业公司能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获得成功，现在就要说到硅谷成功的第三个特点，我觉得硅谷的成功和创新，就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我们投资的就是好的想法，这些创业者他们不应该是依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政府，他们不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够使自己的想法成真，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些天使投资人获得投资，这样他们就可以以透明的方式和更好的方式进行创业。使得金融业和创业界有很大的革命，同时这些特点不是单枪匹马的，应该是整条系统必不可少的元素，这就是硅谷成功的核心元素。当然这些创业者也面临着风险，对于投资者也面临着风险，因为我们每年都看到很多初创企业失败，每一个好的想法都希望能够找到在这个市场上没有满足的需求，比如说在劳动力，在生活方式或者整个经济的运转体系当中能找到一个缺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这样好的想法能扩大到全球的规模。
同时我也想强调斯坦福的作用，我们至少有一位嘉宾的母校，就是日本的前首相。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快速适应，这就是硅谷的竞争力。还有它的片扁平化，我们鼓励创新，可以将创新推动新的企业，这些都是斯坦福的重要力量，而且斯坦福将所有的元素集中在一起，将它们换作为信息和知识。
像刚才我们的讲者说到的这种信息的相互流通，就是硅谷成功的关键元素。斯坦福可以将我这样的教授型的实践者带到校园中，作为斯坦福的学者，我们现在的老师之一就是ebay的前总裁，皮尔是ebay的创始人，这些教授级的实践者他们都知道创新的意义，和如何快速应用的意义，他们相信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也相信资本进入市场的重要性。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去建立这样的铁三角的规划的时候，像我们今天早上所描绘的蓝图一样，我们必须进行很好的上层设计，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面临，像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所说到的这些挑战，当然我们也看到有挑战，有很好的优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