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IFF学术会议:
世界新变局、新形势与未来分析
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
来源:国际金融论坛(IFF)
发布时间:2019-11-22
主题: 世界新变局、新形势与未来分析
演讲实录(有删减)
今天的讨论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这是我们论坛的最好的一次机会来讨论我们共同注重的,比较紧迫性的课题。像我们之前听到有人说“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的脱钩、债务、资本市场和银行融资的区别,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课题、建议和发言,就是我们如何平衡短期和长期?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很有可能会成为2020年研究方向的基础,希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肖卡特·阿齐兹,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
我是之前巴基斯坦的总理,我在做总理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带一路”上面开展了几个项目。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你开始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是比较新颖的,创新的,是由原来不太见到的人来做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一些批评,有一些不信任。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原来没有,所以觉得不太好,我自己在银行业有很多年的经验,如果项目的可行性是好的话,是很好的规划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有合理的投资收入,其实每个国家都有经历这样的周期,大家不需要重复一样的路径,我觉得是由主办国、捐助国,每一个国家积极参与,相互分享经验。
在这方面做这样的项目没有很独特的方法,其实大家采用的方法是非常一致的。我们看到世银和其它的组织都是做相同的项目,我们也是追随它们的方法,我觉得“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项目和其它标准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我们都看到它们相同的参数,我们要看地点,要看它背后的一些核心,建筑的强度。比如我们巴基斯坦是有一些委员会的,你只有经过这些审批流程之后才能通过这些项目。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是特别的迟疑的态度,因为我们需要做这种可行性的研究才会开展一个基础设施的项目,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非常明显我也很高兴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开诚布公的交谈,因为大家只有了解了这些原则,知道我们所尊重的原则,知道它的合理性。我知道巴基斯坦和其它的国家都有相似的委员会,我们都会讨论,讨论之后才会同意一项项目。
戴青丽,IFF理事、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
我来自保尔森基金会,我们的基金会主席关注中美关系,还有中美关系的各个核心。我们之前基金会的主席亨利·保尔森也是来到了北京的会议上面,说到了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脱节。我非常开心的看到IFF也是正在关注这些热点的话题,当然中美关系可能是比较紧张。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论坛来注意这些问题。
华盛顿最关注的就是金融产业之间的脱节,很多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比如说美国的这些养老基金,这些资金如何去在美国投资?我们也非常担忧。因为政府不应该去插手私营部门怎么投资,只要是能够遵循相同的标准的,没有威胁国家安全的话就应该积极地投资,所以我觉得这个论坛就应该去关注这些事实,让我们提高对这些事物的关注度。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是涉及了很多行业,而且对于国际组织,我们是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我们可以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可以是气候变化或者是全球治理,金融治理和能力建设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一起合作的。我也是支持刚才美国的同事、同仁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帮助各个组织相互之间关注这些热点议题,比如说我们保尔森基金会也是跟IFF一起合作,还有其它的国际组织一起组织,像IMF、世银、秋季的峰会,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让大家意识到中国的政府、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做什么。
亚力山德罗·特谢拉, IFF 理事、前巴西总统特别经济顾问、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
我是巴西的前任投资副部长,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16年来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巴西政府担任不同的职位。作为一个拉美人,尤其是在这个节点,我觉得拉美人是看到了世界的关键,局势的关键。你们讲到几点非常重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理事,那就是与拉美人有更多的交往,不仅是拉美的政府,我觉得我们的高层领导应该更加积极地互动。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当中是缺乏这样的论坛和讨论的,在这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政界、商界、经济方面有非常好的专长和经验的。
我觉得IFF的未来的确可以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尤其是涉及拉美地区。我们对于国际组织其实是采取很质疑的态度的,像拉美地区比如说在联合国、国际组织到底如何帮助其它地区方面,我们是质疑的态度的。我们希望将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更加好的融合在一起。我自己也有一些建议,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就是我自己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一,就是去讨论国际贸易、贸易金融,WTO是在这方面的领导组织。WTO也在讨论,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贸易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元素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拉丁美洲而言,我们不是很清楚拉丁美洲是如何参与到这样的倡议当中?其实我跟大家解释,这不止是一种地理上的范围,不是以前的丝绸之路的范围,我跟大家解释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合作平台。我觉得IFF就可以在这其中扮演一个澄清的作用,可以向大家解释“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台,这是一种基础设施的项目,不仅是投资,不止是项目本身,我们是可以帮助新的世界融合和新的世界的合作。我觉得IFF在这其中可以扮演很良好的促进的作用的。
周小川,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国政协副主席 :
国际金融论坛(IFF)的愿景之一是要成为一个F20,阿罗约女士也提到了我们F20的愿景。我们最近在大阪举行了G20,在G20峰会上,我们也讨论了一些金融的话题,比如说有通胀的情况下,还有低利率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呼吁了更多的经济体能够参与到国际金融问题。
还有一个讨论是有关Libra,我还是觉得顶层设计确实应该有领导和智囊团的专家共同讨论和研究的,这些在未来几年都是挺艰难的问题。还有金融稳定的问题,资本市场合作的问题。
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失望的趋势,比如说G20他们避免讨论国际贸易的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对于很多人来说,贸易战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事情,尤其是中美贸易战,这个虽然是一个双边的贸易战,但是它涉及到世界的很多国家和经济体。
另外一个挺遗憾的事情是G20避免提到气候变化的挑战,或者气候相关的融资活动。我们希望在2020年,这些议题能够受到更认真的讨论。
另外,像戴女士所提出的金融脱钩是一个很严峻的趋势,我们绝对不希望看到脱钩,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金融合作和融合或者一体化,像中国的沪港通,还有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上海和伦敦的沪伦通,也有一些基金与其他的国家成立共同基金,所以有这样的金融合作。但是如果我们把金融当做一个政治工具,可能真的会发生这种脱钩。这会大大的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变成像贸易战那样是一个零和游戏,甚至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各方都是输者,甚至会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的分散。
我们曾经在历史上看过金融市场分散所带来的风险,我希望可以就这个问题多发挥一些作用,我觉得它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最近有一些人看了美国参议员罗比奥(音)提出的一个法案,要禁止美国对于中国一部分资产的投资,我觉得这种限制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如果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是不是有权利在第三国进行审计。我们一直说我们要鼓励美国的会计准则和国际的准则能够更好地结合,就是让国际会计准则能够尽量一体化,尽量走到一起,希望可以有更好的信息披露和更高标准、更统一标准的审计。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尤其是在面对金融脱钩的局面下,我们希望可以保持一定的一体化进展。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希望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讨论,也能让我们能够考虑IFF在2020年的更多活动和工作。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就在我们刚才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事务是什么,接下来有什么最大的问题。气候变化,当然还有气候变化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气候变化已经是与日俱增,压力越来越大。欧洲央行已经发布了报告,气候变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还有气候变化与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机构的稳定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市场,还有欧洲投资银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行,虽然大家不知道,但它的确是最大的。我们正在重新导向他们的投资政策,正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是值得论坛去考虑的,也就是去思考我们对于这样的话题,我们有什么样的贡献,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气候变化当然是人类接下来几十年最大的挑战。
还有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有很多微妙的观点,就是全球公有私有债务,甚至已经超过银行业危机本身了。当然不是所有债务都是负面的债务,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现在全球债务的升起,公有和私有的债务并不一定是跟投资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我们没有低估全球金融的稳定,我们要看到很多的国家有这么多的坏账,所以我非常担忧全球的金融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论坛应该关注的一点。我们要找到好的论坛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这个论坛更加有意义、有用。当然,大概括的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对于重大的问题自己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和贡献。
我想说到的第三点,我觉得今天的问题不是技术、金融、经济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明天也是一样,我们在金融上受到的影响被政治的决策在贸易的决策上面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货币政策也是应对这些政策改变的。我跟我自己解释说,我们试着去弥补、试着去补贴,去看这些衰退的趋势,有人说是由货币政策导致的,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么多努力,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么多政策改变当中,我们是每一个都要做出应对,是需要更多的创造,更多的创意来应对呢?我们是不是在应对方面是有上限的,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有什么样的限制?我们是值得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这可能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方面,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政治,所以我们要去看到政治的影响,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整体的影响。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是远超经济金融领域的,对于各个产业有很大的影响。
韩升洙,IFF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我们虽然金融论坛讲的是金融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意识到当前不仅是金融和经济的问题,我们的根源是政治。当然了,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它的相关性,我们需要看到它所涉及的范围,虽然当前的问题是政治性的,但是它带来了很多经济和金融上的回响。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解决的,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应对,所以这些问题是非常关键的。然而我们需要拓宽自己的讨论范围,我们能够跨越经济金融的问题,能够涉及到它的根源,这就是我们应该针对的议程,这也是我们秘书处应该关注的议程。
梁锦松, IFF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
我确实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分享我对于香港的一些见解和想法。其实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香港目前有街头上的行动和抗议。实际上智利、西班牙也在发生暴乱,这些香港的抗议游行是因为半年前的引渡法案引起的,但是我们在背后可以看到三个趋势,而且是全球的趋势在影响着整个世界。我想提出这几个趋势,因为我觉得论坛可能会考虑研究。
第一,传统意义上的阶层斗争。随着全球化、科技进步和货币发行,各国的政策一直在演变,从里根和撒切尔那个时代开始,我们看到财富创造越来越不平等。香港算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体,虽然它的经济体量还是比较小,在美国0.1%的人控制25%的财富。根据数据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915年,还有一次是1928年。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有传统意义上的阶层斗争,在香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去解释他们不买单。
但是还有第二个,我们像是年代的鸿沟。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有40、50或者60后的。我们在20世纪的战后时期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那就是住房、饮食这些很基础的诉求已经满足了,我们就开心了。但是年轻人他们出生已经满足了这些需求,他们有更多的对于自由,对于理想的一些诉求。如果我们光光把他们的不满归结于经济的问题,我们可能并不能开出一个足够针对性的方案,他们可能是对于正义的诉求,他们出生的时代不一样,同时他们交流和沟通的方式,社交媒体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年轻一代才能够想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年代的鸿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香港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些不满。
第三个趋势,是不同体制的矛盾。不同体制像民主的机制加上一个自由市场的混合型的经济体。40年来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专家和领导的警觉,导致一种对于大国关系的担忧。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用经济和年代鸿沟来解释这些不满。前者是经济,也许是我们论坛可以专注研究的一个趋势。
珍妮·希普利,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
有人说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方面,已经有人列出一些很重要的金融课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我们的金融论坛不是最终的决策者,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决策层面,我们只能给他们参考。我们要发挥影响力要找到有哪一些机构或者个人,比如说IMF还是哪一个国家的财长,要更有针对性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我想提出一个挑战,当然我对于我们之前做过的工作都是给予高度的好评。看你们都是积极地参与各种论坛,但是我也要强调,参与一个国际会议和影响一个会议是两回事,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工作计划当中,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内容,那就是在我们认定是非常关键的那些议题上,我们如何去主动影响它的发展。我希望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前,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今年的年会的重中之重是要明确认定我们有哪些议题是最想追求的,可以在国际会议上去更有针对性的,更多目的性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希望采取一个更加战略性的方式。
另外,我们国际金融论坛是谈国际金融的领域,是一个很广阔的,有丝路国际联盟是专注于“一带一路”。这两个我们可能要分开谈,除非我们能够认定金融在国际治理当中应该发挥哪一些作用了,如果我们没明确这个作用,那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发挥影响力。
其实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口感到被边缘化了,我们有哪一些策略可以更加的包容他们进来?我觉得丝路国际联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一带一路”是可以连接这些不同地区的市场经济和人民。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宏观的规划,然后受到国际上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私人金融机构,还有像亚投行、亚行、亚开行,等等,“丝绸之路”的发展和金融部门需要加强协同。
总之,确实应该加强我们技术性的研究,确实是应该明确我们优先的研究课题。我们要加强包容性,加强参与度。大家都是渴望有安全,有繁荣,我认为金融部门也有义务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课题上。过去三四十年来,金融部门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我觉得在未来二十年,我们不可能让金融部门继续和实体经济或者是民生有脱钩,我们需要把它们一体化。谢谢。
赫尔曼·范龙佩,IFF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
我觉得金融市场脱钩的危险是什么,这样的市场分离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那就是去全球化,金融脱钩就是去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去全球化的贸易方面也是令人焦虑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而现在突然转弯了。我们现在看到了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全球化。在某些有进步的区域,我们还是遇到了上限的。当然我们是一个金融论坛,不会跟其它社会方面脱离,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金融层面,在这样的不幸的,反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的脱钩,的确让我们觉得非常焦虑。我们要做的就是明年有一到两个想法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我就想说这一点。
周小川,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国政协副主席 :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超低利率、金融稳定性,把它们加在一起,我们所应对的就是下一轮危机了。
因为现在看到了世界有一些危险的现象,当前的危险现象包括哪些呢?比如说贸易战,基于历史的经验,贸易战将会导致全球GDP增长放缓,将会引起危机,很有可能引起危机。
第二点,我们看到了泡沫的产生,当然我们很担忧,比如说在中国,我们是有房地产的泡沫,比如说美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泡沫,而且是创造了全新记录,最高的数字,这就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了。
接下来还有,这么多年的Q1政策,这么多国家正在增加财政赤字,不知道这些会不会导致下一轮危机。所以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国际讨论当中,大家说到下一轮危机的可能性,但是没有人能知道危机发生的可行性、可能性有多大。虽然可能性不够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的,我们需要去学习,因为以往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准备迎接危机的到来,这是值得去吸取的教训,所以上一次危机延续了很长时间。当然还有欧洲的主权危机,还有很多其它后续的危机都发生了。
当然,我们手中还是有很多工具来克服危机的。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处环境已经不同,今日跟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金融危机环境大有不同。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空间是有限的,很多经济体都已经是达到零利率,尤其是欧元区已经是达到了一个超低的区域。那中国也是在降息。比如说日本也是零利率区间,而且保持这个区间已经很长时间了。财政政策的空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然而每个国家都是面临着困境。
第二个不同就是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中,2009年IMF在这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动员了几千亿美金,用这些新资源来克服当时的危机,尤其是那些受到重大打击的国家。比如说那些像是塞浦路斯、希腊,还有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在2012年又有新一轮IMF的资源注入,新的增资。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这样的多边组织的能力已经是被削弱了,我们想看看下一轮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团结力能够利用IMF制定达成G20的共识,来形成有利的工具,真正让我们利用国际机制,还有多边组织的机制来克服困难。
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金融的监管。金融危机之后,G20已经改变了自己的金融稳定论坛,变成了金融稳定理事会,跟巴塞尔委员会一起,IMF一起制定了新的规则,新的监管标准。比如说增加了资本的要求,还有压力的测试,等等。所有这些新的要求是要去控制杠杆率,要强调整个金融的机制必须保持稳定,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很棒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执行,新的标准执行其实是很缓慢的。虽然我们是在逐渐恢复,有一些国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时的伤痛,他们想更强调经济增长面,而不是金融稳定性。所以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在全球方面我们真的可以执行巴塞尔三标准和其他的金融监管标准?
最后一点就是债务。现在是高债务的级别,中国也非常担忧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公司的债务,还有其它的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公有债务方面是非常高的,这些债务问题有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现在看起来我们还没有真正在2008年后真正去杠杆成功,现在看到了一些新的特点,新的环境可以应对下一轮金融危机,如果它真的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绝对是一个挑战,对于政治家,对于金融界来说都是挑战。
IFF是一个金融论坛,我们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样的回应,什么样的准备,应该做好。其实这不是一个单独的话题,因为它融合了很多金融议题,跟问题本身,跟我们担忧的问题,跟解决问题的办法,跟我们手中的工具相关。我觉得很开心能够看到这一点,就像梁先生所说的社会的动荡,还有政治的问题,比如说香港所出现的问题,在智利出现的问题,其它国家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跟政治、政策融合在一起会造成收入的不公?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新的工具来重新分配收入?
安雅山,IFF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 埃及规划部前常务副部长、ENInvestment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说了这么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下一波危机,我觉得要说下一轮危机,值得说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回望2008年,去吸取教训。我觉得最希望想看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当中并没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却深受其害。我觉得这就是如果我们想成为前瞻性的论坛的话,我们就应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当今最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急切解决的事情。
第二点,代际差异。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代际之间的分离隔离,年轻人和经济制度的分离隔离,包括金融的包容性,还有其他的一些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口增加,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是非常成熟的,从技术层面而言。那我们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利的趋势,能够让我们达成一些更好的结果,能够有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有更好的经济收益,有更好的经济相关性。这也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之一。
最后是债务的问题,有关私有部门和公共债务的这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新型的机构如果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债,肯定会引起很多政治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
麦赫迈特·希姆谢克、土耳其前副总理 :
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大国,一直在探索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核心根源,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要避免下一个金融危机,都需要一个多边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抓好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治标不治本,比如说我们看负利率或者非常低的利率,这个会导致金融泡沫,也可能会加剧经济或者财富的不平等。
其实我们上一个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些挑战,是的,没错,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成功的,因为它让成千上万人脱贫了。但是,也带来了很多不平衡,而决策者们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克服这些挑战,而现在,这些问题成为一些民粹主义的领导挑出来的毛病。所以有一些方法本来是想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未来更多的长期问题。
目前我们面临很多贸易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拖累投资的一个障碍,而正好投资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有连贯性的。所以我觉得能够聚集各行各业或者各界的领袖能够共聚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连贯的。
至于研究方向,我有自己的几个建议。
一个是金融压迫对于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比如说现在的财政政策是鼓励公司做更多的投资,是鼓励消费者做更多的消费吗,还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货币政策不妥当的话,会不会导致资源流向一些效率低下的领域?现在这些非常低的利率,本来是我们需要低利率对抗经济衰退,但是现在这个低利率和负利率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我身为财长,在2007年之后的所有国际峰会我都参与了,我深深体会到了大家共同合作、齐心协力的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G20在政策上的合作,那就是从2008年往后的G20的合作使得我们能够避免经济衰退变成经济大萧条,所以这种合作是非常关键的。
另一个问题,无论是香港还是其他地方的游行还是不满,不一定是来自于失业,我们说经济也不光是失业,也不一定是GDP,我们应该也可以更多的注重所谓的GHP,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总值是包括一种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不可能光看经济的体量,这个应该是我们学术圈里可以研究的,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人民在很多地方都在表示他们的不满,不可能光是增长的问题,虽然增长也有很多作用。
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研究气候变化给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带来的影响,肯定会有影响。那到底影响有多大呢?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框架或者方案,去应付这些影响。
当然,除了我们正常的周期之外,我们也有一些逆向的事态,比如说人口老龄化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积累的债务,全球债务对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30%,这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利率能够回到正轨上是很难的。如果借钱的成本高了,那我们永远不能把这个比例安排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上。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不断地争取开放包容,这样也会让我们能够避免之前发生过的一些矛盾。是药三分毒,有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案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要不断地做结构性的调整。经合组织给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得到非常认真的落实,因为很多政治家他们就可以说我们不要做结构改革,我们可以简单的提高关税,或者修一面墙,这些都是非常肤浅的措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改革。
祝宪,IFF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 :
我可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的角度分享我的一些见解。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都有大量的经济分析能力。但是世界长了,除了这些能力,他们也形成了一些负担。等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有效地预期和预防,比如说IMF发布大量的高质量的经济报告,但是它不一定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可以说我们这个机构,国际金融论坛(IFF),虽然我们成熟了很多,但还是挺年轻的,所以我们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找一个很好的小而美的定位,不要做像IMF那么宏观的预期。
我认为我们的定位可以使我们做两类分析工作,一个是重要的全球议题,我们可以经过非常深度的分析,提倡一些很具体很务实的解决方案,可能因为有些其他的政治家有自己的考量,他们不一定会采取我们的方法,但是至少可以提出。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给他们提出一些政策的选项,一方面可以和决策者沟通,同时我们可以对公众去沟通出我们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我们的选项,我们的这些建议可以大规模的公布。如果我们能够专门挑选几个关键的领域,不仅做分析,更做务实建议或者解决方案的一些制定,这个可以在政治经济领域去宣传,而不一定是在学术圈。
戴青丽,IFF理事、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
大会主席很有智慧地指导我们,我们要看准未来,但是不要看得太遥远,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一些经济周期的问题,他们也与金融市场都有相关性,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讨论科技对于市场的影响。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可能不说科技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科技已经发展得非常快,而中国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很成熟的地方并没有发生金融科技的变革,随着金融科技的普及,它不会使得金融中心转移,会不会影响金融监管部门。未来可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机构并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而可能是阿里巴巴,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这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肯定是有很多利好,比如说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包容性,但也有一些风险,它给金融架构带来一定的危险,就可能使原先的金融中心的位置会受到威胁。
再看5G通信技术也会有很大的颠覆作用,美国没有这方面通信设备的供应商,没有制造商,但是肯定已经表现出的5G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新技术会创造哪些机会,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专题。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IFF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原行长 :
我来自阿联酋,是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我们与一些其它的大经济体的视角有所不同,经济体量、GDP或者一个经济如何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这些视角都会有一些不同。很多框架都是大国、大经济研究出来的,我们小国可能有所不同。像G20这个平台对于我们小国来说也不包容我们。我希望小型和中型的经济体可以有更多的代表权。
有关IFF所扮演的角色和它的使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让我们可以会面、交流,交换意见,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都在这里得到了交流。在我眼里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触底在上升,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就业。在这样的全新世界当中,看看我们的社会,看看各个国家,可以看到年轻人,年轻的这一代面对着很高的失业率,各个经济体都是这样,甚至在欧洲,在美国。也应该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说到收的不公平,也应该将社会分成青年一代和不这么年轻的一代的对比,来看看代际之间的差别。从年龄层来看,收入有什么样的不公平,这也让我们要专注到技术这一问题。这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议题,比如说就业的全球化,所以青年人就没有这么多就业机会了,因为工厂里面用了这么多机器人,而工厂里面实际的人可能就只有七八个,真正的生产工作是由机器完成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思,这就是我想提及的几点,谢谢。
宋敏,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全球的稳定,这就是全球化的议题。要指出的就是在这方面到底有什么最让人担忧的地方,那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的回归,或者是全球化的革命。我觉得在二战之后,美国引领了全球化,触及全球,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大大受益。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受益良多,所以之后大家都觉得全球化是对于全球经济,是一件好的事情。
过去的几十年来,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反对全球化,比如说金融脱钩等等这样的现象出现。我就在想,对于学者而言有什么样的未经可以支持这样的言论呢?我觉得二战之后的全球化在这样第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相对的优势,尤其是由发达国家所引领的主流的思潮,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样的观点都是基于静态的比较优势。在那场战争之后,发达国家可以使用它们的相对优势,比如说在资本,在技术方面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对优势,比如说劳动力和资源。大家都从中受益了。
然而,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事情发生改变了,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尤其是中国。中国的产业,包括其它的国家也是一样,已经升级了自己的工业,不止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我们已经是技能、资本密集型的经济。这当然是跟静态的相对比较优势是相反的。
现在学界应该重新思考这一个趋势了,我们需要看到这种动态的相对优势了,相对的优势已经不再是这种静态的形成,我们需要动态的观察。对于中国和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通过实践学习的,我们要提高制造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从发达国家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正在逐渐升级自己的工业。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产业链,还有劳动力分工,还有产业的分工,都是跟发达国家学习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不断地融入,在这样的网络当中逐渐一体化。现在整个经济已经是非常融合了,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关注某一个行业。
在这么一个网络型的经济当中中国受益良多,美国和其它的发达国家也是受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经济体受益,然而在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来支撑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已经面临着挑战,面临着去工业化的挑战,制造业远离美国经济了,已经去到别的国家,这就是对于它们而言最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也有新的技术出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新月异,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主正在迎头赶上,这些是不能用传统的相对优势来解释的,而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追上,在新技术上面,甚至有赶超的趋势,像是5G的技术,还有电商方面,这就是对于全球经济的一大挑战,对于某一些发达国家的挑战。这就是总体的挑战。
我觉得我们的论坛可以弄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发达国家像美国如何可以成功的转移向去工业化到工业化的回升,它们是不是有必要做这些?不太发达的国家要去思索如何升级工业化,逃离中产阶级的陷阱。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也同意大家的观点,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些实时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全球化的议题,我们需要去关注金融议题。
何建雄,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
差不多十年之前,我之前是在IMF的委员会工作,我仍然记得当时是在2007年8月份,有一些人在发出警告,说到次贷危机这种类型的事情,这样的警告。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聚焦这些问题,基金主要关注的过多的关注是全球的不平衡,比如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好像当时2007年7月底、8月初,大家觉得美国经济的展望是还不错的,而且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有弹性的,这就是当时对于整体金融体系的观察。
现在这一波,我们应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盲点,我们忽略了。有一些政治家是没有看到这些盲点的,可以给大家一些例子。比如当前的贸易放缓,投资也在放缓,整体的前景不是这么乐观,这两点联合在一起很让人担心。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虽然说生产力增长放缓,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技术的引进。在那些经济体是比较慢的,它们应该做的是去欢迎技术的涌入,去鼓励合作,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在研发方面的工作。但现实发生的事情是反过来的,所以心理上的影响对于投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你看一看有什么样的项目,有多少项目是被拒绝的呢?可能这个数字很小,因为是心理上的恐惧。因为很多好的项目根本都没有发起,因为它们都知道,因为它们也无法预测,因为这些规则非常不透明。有一些公司可以去游说,项目是很容易拒绝的。所以这些都是政治家、IMF、世行应该关注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滥用,主要是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就滥用金融系统来达成政治的目的,这些事情也值得去讨论。儿童目前国际学界都是保持沉默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论坛应该勇敢发声。
夏乐,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
中国与其它央行的双向的交互,我们现在有央行行长在这里,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不够格,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的。我觉得这一点也许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重要问题。
这个研究的背景是过去的十年来,中国的央行已经签署了36个与其它央行的双向协议,这样就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一个现象,他们开始讨论为什么这样的工具是有效的呢?可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人民币的使用。我们看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实时的数据来帮助我们解读这样的趋势,这样就可以增进贸易当中人民币的使用。结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正是这些双向的互换协议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看到在贸易中有可能使用更多的人民币,这样的成果是非常积极的,我们走得更深入一些。
这样的双边互换协议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增进人民币的使用呢?不管是不是使用这样的协议,我们都已经知道协议的本身是一个工具,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使用。正常情况下通常国家是不需要使用这些工具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如果你有双边协议的话,与央行有协议的话,你的政府将会更有信心去使用人民币来做清算结算。这就是一种增进信心的强心剂。这一个协议就是一剂强心剂。
我们看看人民币的国际化流程,过去几年大家都在热议这一点。但是这一个话题是非常广泛的,包含很多元素,所以我觉得与其它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是其中的一点,也是跟这些组织性、结构性上的改变是相关的。我相信这些双边交换协议将会增进人民币的使用,在贸易投资方面的使用,甚至在资产配置的使用方面,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更创意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工具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其实我们看这一点跟人民币布置相关,跟新的金融秩序相关,谢谢。
陈炳才,IFF 研究院执行院长 :
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动力,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缓有关系?尤其是在主要发达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现在因为总体说来无论是消费的需求,还是投资的需求,当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成熟的工业化阶段,甚至基本上走向服务业现代化的阶段里面,它还会有更高的增长动力吗?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可能需要值得去思考。
过去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化,给全球带来了增长动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也基本上进入了尾声阶段,对全球增长动力影响可能比较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全球化的增长到底有没有天花板?还是我们都认为这个增长就永远的持续下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我们的增长已经进入了天花板,它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分配问题,还是其它的政策和制度更需要完善?
第三,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种现象,全球各个国家的政府也好,政治也好,都在追求你的经济增长,包括国民福利的增加,这实际上在进行全球的增长竞争和增长的比较。这样它就会使用什么呢?使用各种政策来保持你的增长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或者是目标,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是科技,再一个可能就是金融,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当我们的增长进入了天花板阶段,你再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走向尽头?已经没有出路了。这个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是沿着过去的传统理论推动经济增长,还是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这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
金融成为政治手段。我想它在这个里头可能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本身经济学应该是国民经济学,所有国家的政要和政治领导人都为他的国民和国家服务,它的金融政策不可能不政治化,在国内来说。它的根源是不是还是增长的动力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去斟酌,还要追求那么一个高的增长?还是我们更多的关心真正更好的分配?
周小川,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国政协副主席 :
我也认为金融科技、数字货币还有金融的基础设施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论坛去谈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聚集中央银行、结算机构等代表的参与,还有科技人才、金融科技的开发商,还有公共决策者的交流,也希望科技金融的人才也可以参与进来。
玛莎·万德博格,IFF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
我们机构的战略会我们研究的方向,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强调我们的战略性的研究。其实研究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试图去给出一个答案,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但是另外一种研究的方法不是去解释,而是去描述。比如说绿色金融或者中国在绿色债券的发行问题上,还有绿色债券的透明和标准的问题,这些都值得去描述,我认为绿色金融这个领域需要进一步阐述,如果我们能够做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很有价值的。当然,做研究很难树立自己的定位,因为全世界有大量的研究机构,但是,看我们在座的,你们代表的是全球的财经精英,我们应该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做一个非常实在的贡献。
赫尔曼·范龙佩,IFF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
我最想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未来的金融危机。有很多人说我们上一个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没有完全的吸取,或者是说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我们采取的一些错误的方法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影响着我们的决策,未来我们有更强大的金融科技,有更完善的金融一体化,希望可以把这些主题、这些课题结合起来,我们当然不想有一个很消极的题目,也不一定要讲危机这么负面的、这么消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更积极、更乐观的语言去收集和整理上一个危机所吸取的教训,把它们结合起来。这会给我们一个平台,可以从其他人做的研究里面去收集起来,在我们自己的品牌和名义下做整理和发布。
韩升洙,IFF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我非常同意范龙佩先生说的我们的使命是要避免下一个金融危机。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也带来了G20的诞生,当年各国的首脑合作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拯救了世界经济,如果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各国领导能那么有效的合作吗?不一定。我深深怀疑。也许这正好是我们F20的本意,它是非官方的一个场合,如果我们把它启动起来,也许可以为未来的危机提供一个解决的平台。